明清时期的江南棉纺织业 江南棉纺织业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首先源于棉花种植的推广。明代初期，政府推行强制性的植棉政策，例如洪武年间规定农户必须按比例种植棉花，导致棉花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普及。这一阶段，棉布逐渐取代麻布成为主要衣料，其保暖性和耐用性优于传统纺织品，为后续产业形成奠定基础。 随着原料供应稳定，家庭棉纺织手工业在16世纪中叶形成规模化生产。农户利用木纺车和织机进行“男耕女织”式分工，松江府一带成为核心产区，出产的“标布”因质地细密远销全国。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包括三锭纺车的普及，提升了纺纱效率，但织布环节仍依赖人力，整体处于手工业作坊阶段。 进入明末清初，棉纺织业催生了专业化市镇网络。例如松江的朱泾镇、枫泾镇集中了染坊、踹坊等加工环节，形成“棉—纱—布—染”产业链。商人通过牙行收购棉布，利用运河漕运将产品运往北方及湖广地区。市场扩张刺激了生产组织变革，部分商人开始向农户发放原料（棉花）并回收成品，形成“散工制”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 清代前期，政府政策进一步推动产业整合。康熙年间取消机户限额，允许民间自由开设织坊，促使江宁（南京）、苏州等地出现拥有数十张织机的工场。这一时期的技术革新如露香园顾绣的针法被融入棉织品，提升了附加值。但与此同时，外国棉花输入（如印度棉）通过广州口岸进入，开始影响原料市场格局。 至18世纪，江南棉纺织业面临区域竞争与原料危机。华北、华中地区棉业兴起，导致江南失去部分北方市场；更严重的是，长江三角洲棉花种植因粮棉争地而萎缩，转而依赖湖广输入的原棉。这一变化迫使江南专注于高端布匹生产，例如苏州的“紫花布”专供出口，经广州销往欧美，形成外向型经济特征。 鸦片战争前后，江南棉纺织业遭遇根本性冲击。机制洋纱洋布大量进口，导致手工纺纱环节首先崩溃，织户转而购买洋纱织布，形成“纱贱布贵”的畸形格局。尽管部分工场尝试引进铁轮织机，但在传统生产体系与外来工业品的双重挤压下，这一延续四百年的支柱产业最终步入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