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民族大起义 印度民族大起义始于1857年，是南亚次大陆反抗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的最大规模武装斗争。这场起义的根源可追溯至公司通过“附属联盟体系”对印度土邦的吞并政策，以及《失地法》规定无直系后裔的土邦王公领地将被没收，直接损害了传统统治阶层的利益。同时，公司军队中印度士兵对使用涂有牛脂和猪油弹药筒的宗教侮辱、军饷削减与晋升歧视长期不满，形成了起义的社会基础。 起义的直接导火索是1857年3月巴拉克布尔事件：第34步兵团士兵曼加尔·潘迪因拒绝使用新弹药筒被处决。5月10日，密拉特士兵率先发动起义，释放囚犯并杀死英国军官，随后向德里进军。他们拥立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为象征性领袖，号召全印度反抗殖民统治。起义迅速蔓延至奥德、坎普尔、詹西等战略要地，形成以德里、勒克瑙、詹西为中心的三大战区。 英国殖民当局通过三条路径反扑：从旁遮普调集锡克教徒和廓尔喀士兵实施分化策略；依靠新式线膛炮轰击德里城墙；切断起义军补给线。关键转折点包括1857年9月德里陷落后皇帝被俘，1858年3月詹西失守及女王拉克希米·巴伊阵亡，至1859年4月最后一位起义领袖坦蒂亚·托比被处决，大规模军事抵抗终结。 起义促使英国政府于1858年通过《印度政府法》，废除东印度公司直接统治，改由英王接管并设立印度事务大臣。同时出台《女王宣言》承诺尊重土邦主权与宗教自由，改组英印军队将炮兵部队全数交由英国人控制。这些调整标志着殖民统治从商业掠夺转向帝国治理，为后续民族主义运动埋下制度伏笔。 这场起义在史学界具有多重解读：既有传统视角强调封建王公与士兵的保守反抗，也有后殖民研究关注其作为反帝斗争先声的意义。起义中出现的跨宗教合作（如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共同作战）、女性领导力（如詹西女王）等元素，成为20世纪印度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象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