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婚姻与家庭礼俗 首先，宋元时期的婚姻制度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基本原则。宋代延续了唐代《唐律疏议》的框架，强调“同姓不婚”“良贱不婚”等禁忌，婚姻需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程序。元代在汉族地区基本沿袭此制，但蒙古贵族实行“收继婚”（如父死子娶庶母、兄死弟娶嫂），与汉族礼法形成鲜明对比。婚姻的成立需订立“婚书”，具有法律效力，违约者需受刑罚。 其次，家庭结构以父系宗法为核心。宋代受程朱理学影响，强调“夫为妻纲”，妇女“从一而终”的贞节观念逐渐强化，但实际生活中再嫁现象仍普遍。元代家庭结构呈现多元性：蒙古人保留氏族财产共有传统，汉族则延续“同居共财”的大家庭模式。法律上，妻子地位低于丈夫，如《元典章》规定丈夫可因妻子“不孝”休妻，而妻子仅能在丈夫“逃亡三年”等极端情况下请求离异。 进一步分析财产与继承制度。宋代女儿可通过“嫁妆”获得部分财产，但主要家产由儿子均分，无子户可立嗣子。元代蒙古人实行“幼子守产”制，汉族地区则兼容宋制与蒙古习惯，如《通制条格》承认寡妇对丈夫遗产的临时管理权，但再嫁时需归还夫家财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因民族融合，出现“汉人收继婚”的变通案例，如汉军家庭为保财产而仿行收继。 最后，探讨礼俗的地域与阶层差异。士大夫家庭严格遵循《朱子家礼》，婚礼注重“庙见”“见舅姑”等仪式；民间则盛行“赘婿”“指腹婚”等简化形式。元代由于色目人迁入，伊斯兰教、基督教群体的婚姻习俗与汉族交互影响，如泉州波斯商人实行教内通婚，但子女与汉人通婚者渐增。这种多元共存的格局，体现了宋元社会变革中婚姻家庭礼俗的复杂性与动态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