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婚姻与家庭 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在明清时期，婚姻并非个人情感的结合，而是家族延续与社会秩序维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礼制严格规定了婚姻的成立条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第观念深入骨髓，良贱不婚是铁律——士农工商阶层不得与贱民（如乐户、疍户）通婚。婚姻程序必须遵循"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每个环节都体现着家族间的契约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法律明确禁止"同姓结婚"，违者杖刑离异。 家庭结构以父权为核心构建。父亲对子女拥有绝对权威，包括主婚权、财产支配权甚至送惩权（可将不肖子孙送交官府惩处）。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制，但嫡长子往往享有祭祀主导权和额外份额。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婚后需恪守"三从四德"。若丈夫去世，妻子通常只能获得赡养田使用权而非所有权。法律还规定"七出"条款（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为休妻提供合法依据。 婚姻形态呈现多元化特征。除常规婚嫁外，还存在特殊形式：（1）招赘婚：无子家庭招婿入门，赘婿需改姓并放弃原生家族继承权；（2）童养媳：贫寒家庭将幼女送至夫家抚养，成年后圆房；（3）冥婚：为未婚死者缔结阴亲，涉及棺木合葬仪式。纳妾制度被法律认可，但严禁"以妾为妻"。庶子地位远低于嫡子，在科举履历中必须注明"庶出"。 贞节观念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朝廷通过旌表制度大力倡导守节，各地建立的贞节牌坊成为礼教具象化象征。守节不仅指夫死守寡，更包括未婚守贞、殉夫烈女等极端行为。《大明会典》详细规定旌表标准：30岁前守寡至50岁不改节者方可申请。清代更将旌表范围扩大至拒奸殒命者。这种制度导向使节妇数量激增，据《清实录》统计，乾隆朝每年旌表节妇约3000人。 不同阶层的婚姻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士绅家族通过联姻构建政治同盟，婚书往往详细列明嫁妆田产。江南富商流行"两头大"婚姻（商人外出经商在两地各立正室）。农村普遍存在交换婚（俗称"换亲"）以节省财礼。底层民众中典妻、租妻现象时有发生，尽管法律明令禁止。少数民族地区则保持本族婚俗，如西南民族的"跳月"择偶，清廷在改土归流过程中试图以汉礼规范但收效有限。 婚姻纠纷的司法处理折射出礼法冲突。官府审理婚约争议时严格遵循"成婚以礼"原则，若未完成六礼程序则视同未订婚。对于悔婚行为，明律规定女方悔婚杖一百，清代加重至杖刑后仍归原夫。实际判例中常见巧妙平衡：某案女方因定亲男子残疾诉请解除婚约，知县虽依法驳斥，但会暗示男方家庭接受补偿和解。这种处理方式体现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复杂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