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与地缘政治 石油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可以从其物理属性与战略价值的基础讲起。石油是一种高能量密度的液态烃，易于运输储存，自20世纪初成为交通运输和内燃机的核心燃料后，便从普通商品转变为现代工业与军事体系的“血液”。这一阶段的关键在于，石油资源的全球分布极不均衡，主要集中于中东、俄罗斯、北美等特定区域。这种资源禀赋与消费中心（如欧美、亚洲）的地理分离，使得确保石油供应稳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与军事实力的核心议题，奠定了地缘政治博弈的物质基础。 接下来是殖民与特许权体系阶段（1900-1945年）。早期国际石油公司（如“石油七姐妹”）通过与波斯、沙特、委内瑞拉等资源国签订不平等特许权协议，以极低成本控制油田勘探开采权。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表现为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与美国围绕中东控制权的角逐，例如英国通过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后为BP）主导伊朗石油，而美国通过“红线协定”争夺伊拉克权益。石油供应直接影响二战盟军与轴心国的军事行动，日本为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石油资源发动东南亚战役，德国进攻高加索油田受阻成为东线战场转折点之一。 冷战时期的管道与禁运博弈（1945-1991年）进一步深化了石油的地缘政治工具属性。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通过反对英法入侵埃及并操纵石油供应，迫使旧殖民势力退场，标志着美国主导中东秩序的开始。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产油国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导致全球油价暴涨四倍，首次凸显“石油武器”对发达经济的冲击性影响。同时，苏联依靠西伯利亚油田出口石油换取硬通货，支撑其与美国的军备竞赛，而美国则通过与沙特结盟，将石油美元循环体系嵌入全球金融。 后冷战时代的运输通道与新兴行为体（1991-2010年）焦点转向石油运输关键节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三分之一海运石油）、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成为大国海军力量部署重点。里海油田开发引发巴库-杰伊汉管道博弈，美欧绕开俄罗斯寻求能源走廊。中国、印度等新兴需求国通过“石油外交”与非洲、拉美产油国建立长期供应协议，打破传统消费国垄断。这一时期，委内瑞拉查韦斯推动“石油民族主义”，以资源为杠杆构建反美联盟，体现资源国对石油主权的再争夺。 21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与博弈维度扩展（2010年至今）出现结构性变化。美国页岩油革命大幅降低其对外依存度，从石油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削弱OPEC定价权并引发全球供应格局重组。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引发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环北极国家主权竞争。气候变化议程推动能源转型，但石油仍在化工、航空等领域保持不可替代性，产油国面临“资源诅咒”与经济多元化压力。近期俄乌冲突中，西方对俄石油实施价格上限与禁运，俄罗斯转向亚洲市场，凸显石油作为地缘政治筹码的持续效力，同时加速全球能源贸易体系碎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