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中的企业破产潮与重组 大萧条期间企业破产潮的核心成因是总需求崩溃。1929-1933年美国国民收入下降54%，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42%。这种需求萎缩通过三个传导机制引发破产：第一，消费者支出锐减导致零售业库存积压，芝加哥百货公司1929-1931年销售额下降57%；第二，投资需求冻结使资本品行业订单消失，美国机车公司1932年产量仅为1929年的7%；第三，农产品价格暴跌引发农村购买力瓦解，农业州银行倒闭率是工业区的3倍。 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具体表现为流动性螺旋。1930-1932年美国企业利润总额从84亿美元转为亏损24亿美元，营运现金流无法覆盖固定成本。以铁路业为例，1932年21%的铁路里程处于破产管理状态，其资本结构中长期债券占比达68%，利息支付占运营收入比例从1929年的15%升至1932年的41%。这种债务通缩机制使企业净值持续蒸发，标准普尔工业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净率从1929年的1.8跌至1932年的0.4。 破产潮呈现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耐用消费品制造业受损最严重，汽车产量1929-1932年下降74%，通用汽车1932年产能利用率仅30%。建筑业完全停滞，1928-1933年新屋开工量下降95%。相反食品加工等必需消费品行业相对稳定，1933年罐头食品产量仍维持1929年水平的81%。这种分化反映了需求价格弹性的差异，也导致破产率在重工业集中地区（如匹兹堡）比轻工业地区（如波士顿）高出2.3倍。 企业重组通过司法与市场双重路径展开。1934年《破产法》第77条确立铁路重组特别程序，允许企业在破产管理期间继续运营。1933-1935年通过股权置换完成资本重组的企业中，82%采取了债转股方案，典型如美国钢铁公司将优先股股息削减70%并发行收益债券。市场自发的“血洗发行”现象普遍，1933年新股发行中57%属于稀释原有股东权益的紧急融资。 破产潮对产业组织产生深远影响。1933年美国制造业集中度比1929年提高18%，存活企业通过横向并购获取破产资产，如国民钢铁公司收购7家破产钢厂后产能提升3倍。这种市场出清促进了管理革命，杜邦公司建立的多部门组织结构在1935年已成为标准模式。但同时也固化了大企业优势，1937年美国200家最大公司控制资产占比达57%，较1929年上升1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