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佛教大乘兴起 大乘佛教兴起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印度，是对早期佛教（后称“上座部佛教”）的革新运动。其核心思想是强调普度众生、成就佛果的“大乘之道”，区别于注重个人解脱的“小乘”（这一称呼为大乘所用，非上座部自称）。大乘佛教倡导菩萨理念，即发愿延迟自身涅槃以救度一切众生，并发展出“空性”“佛性”等深奥哲学体系。这一变革重塑了亚洲多国的宗教与文化格局。 大乘兴起的背景与早期佛教的局限直接相关。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时期，佛教虽被立为国教，但教义仍以僧团修行和戒律为中心。普通信众难以参与核心实践，且部分上座部学派倾向于学术化辩论，削弱了宗教的普及性。与此同时，印度婆罗门教复兴，强调神祇崇拜与 devotional 实践，对佛教构成竞争。社会对更包容、更贴近民众的佛教形式需求日益增长。 大乘佛教通过经典重构与教义创新回应了这一需求。早期大乘经典如《般若经》提出“一切法空”，认为现象世界并无独立自性，破除对教条与形式的执着。《法华经》则宣称“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打破上座部对修行阶次的严格划分。《维摩诘经》更主张在家居士可通过智慧修行达到超越僧侣的觉悟，大幅降低了修行门槛。这些经典多以梵文写成，内容充满隐喻与神话叙事，易于传播。 菩萨道成为大乘的核心实践。菩萨指发菩提心、以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修行的求道者。与上座部的阿罗汉（注重自我解脱）不同，菩萨愿“度尽众生方自成佛”。此理念催生了弥勒、观音等具救赎特质的大乘菩萨崇拜，为信众提供情感寄托。宗教实践也从禅修扩展至诵经、造像、供养等多样化形式，使平民能广泛参与。 大乘与上座部的分歧逐步制度化。大乘僧团批判部分上座部弟子“沉空滞寂”，忽视利他责任；上座部则质疑大乘经典非佛亲说。双方在僧团戒律、经典权威上持续争论，但并未彻底分裂，许多寺院长期共存。大乘凭借其适应性，沿丝绸之路传入中亚、中国、朝鲜半岛及日本，形成汉传佛教传统；而上座部则南传至斯里兰卡与东南亚。 大乘佛教的兴起彻底改变了亚洲宗教史。它使佛教从僧侣中心的体系转化为大众参与的信仰，推动艺术（如犍陀罗佛像）、文学（如鸠摩罗什译经）与哲学（如中观学派）的繁荣。其“空性”思想影响了中国禅宗、西藏佛教，乃至东亚文化中的和谐观念。这一变革彰显了宗教演进中教义创新与社会需求互动的典型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