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孟子》与儒家思想流变 第一步：秦汉之际《孟子》的文本存续与学派处境 秦统一后实行“以法为教”，《孟子》作为儒家子书未受官方推崇，但凭借私学传统在齐鲁地区延续。汉初黄老思想主导下，《孟子》与其它儒家典籍处于民间传授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孟子》十一篇（含《外书》四篇）的文本规模较今本更大，汉文帝时曾短暂立《孟子》为传记博士，旋因窦太后好黄老而废。 第二步：西汉中期的《孟子》注疏与思想整合 武帝时期董仲舒《春秋繁露》已暗引《孟子》性善论、仁政说，但将其纳入春秋公羊学体系。宣帝时召开石渠阁会议，学者刘向、扬雄开始系统整理《孟子》文本，剔除《外书》四篇，形成今本七篇格局。这个阶段《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被适度淡化，而“王道”“仁政”论述与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成为论证汉德的重要资源。 第三步：东汉《孟子》经学地位的提升 东汉赵岐作《孟子章句》，首次将《孟子》与《论语》并列，称“儒家著作之枢要”。在白虎观会议后，《孟子》的性善论成为官方人性论标准，其“养气说”被融入谶纬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王充《论衡》虽批判谶纬，却特别推崇《孟子》的“性命之辨”，反映其思想的多向度影响。 第四步：《孟子》与汉代政治实践的交融 在实际政论中，桓宽《盐铁论》记载贤良文学多次引用《孟子》反对与民争利；王符《潜夫论》化用《孟子》井田构想提出限田方案。特别是在东汉末年清议运动中，《孟子》的“格君心之非”成为士人批判外戚宦官的理论武器，如何休注《孟子》强调“暴君放伐论”，为政治批判提供依据。 第五步：汉末《孟子》思想体系的完整呈现 通过郑玄《三礼注》对《孟子》制度的频繁引证，以及高诱《淮南子注》对《孟子》概念的哲学阐释，最终在汉末形成以“性善论为根基、仁政说为纲领、心性论为特色”的完整阐释体系。这为魏晋时期《孟子》由子入经，乃至宋代理学奉为“四书”之一奠定了文献与义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