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国人的精神信仰体系》 周代国人的精神信仰体系呈现分层结构：第一层级是官方祭祀的天地、社稷、日月等自然神；第二层级是宗法化的祖先崇拜；第三层级包括门、户、灶等生活守护神。这种信仰结构通过《周礼·春官》记载的“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形成制度化规范。 在祭祀实践中，国人需遵循严格的等级规制：《礼记·王制》规定“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其中“五祀”（门、户、井、灶、中霤）是国人家庭普遍祭祀的生活神祇，这种祭祀需通过“衅礼”——以牲血涂抹门户的仪式来完成，象征着神灵依附于建筑实体。 祖先崇拜方面，国人通过“昭穆制度”维持宗族记忆。在宗庙祭祀中，族人按“左昭右穆”的位次排列，使用刻有祖先功德的青铜礼器进行“荐腥”（进献生肉）仪式。《诗经·小雅·楚茨》记载的“苾芬孝祀”场景，生动再现了国人以香草、黍稷祭祀祖先的完整流程。 对于自然神的崇拜则体现着农耕文明特征。《礼记·月令》记载国人需按季节举行“春祈秋报”：仲春时“择元日，命民社”祭祀土地神，孟冬则“大割祠于公社”酬谢年丰。这种农事祭祀通常伴随着“耦耕”仪式，即两人协作的象征性耕作表演。 在疾病禳解方面，国人普遍采用“攻说”与“禬禳”并行的巫医手段。湖北包山楚简记载的卜筮记录显示，对于不明原因的疾病，需先后举行“攻解”（诅咒驱疫）和“馈荐”（进献祭品）两道仪式，并配合使用艾草熏灸等原始医疗手段。 周代晚期出现的“天道观”变革逐步重塑了国人信仰。郑国子产提出的“天道远，人道迩”思想，促使部分国人开始将祭祀重点从取悦神灵转向道德修持，为战国诸子百家的理性思潮埋下伏笔。这种转变在《左传》记载的多次“彗星现而不灾”事件讨论中已现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