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山海经》与地理认知

1. 《山海经》的文本性质与流传背景
   《山海经》是先秦至汉初逐步形成的文献，内容涵盖地理、物产、神话、巫术等。秦汉时期，该书被纳入“形法家”或“数术”类著作，并非纯粹的神怪志异，而是时人认识世界的重要知识载体。秦统一后对四方地理的探索，以及汉初张骞通西域带来的异域见闻，均与《山海经》的记载形成对照，推动了该书的整理与阐释。

2. 秦汉人对《山海经》的接受与运用
   汉代学者如刘歆、班固将《山海经》视为实用地理书。汉武帝时期，曾根据《山海经》所述昆仑、西王母等线索探寻西域通道；地方官员亦参考其记载处理边疆异族事务。东汉王充《论衡》批评其神话成分，但承认其中蕴含地理知识。这表明秦汉人一方面理性审视其内容，另一方面仍依赖它构建对未知领域的认知框架。

3. 《山海经》与秦汉地理观念的互动
   书中“四海”“八荒”的空间观念与秦汉帝国的疆域意识相呼应。如《山海经·五藏山经》对山脉、矿产的记载，与汉代《贡禹传》中关于铜铁分布的论述存在关联；《海经》所述“羽民国”“不死民”等异族形象，影响了汉画像石与辞赋中对远方族群的想象，成为构建“华夏—四夷”秩序的知识依据。

4. 《山海经》在知识体系中的特殊地位
   该书融合了原始地理学、博物学与巫术思维，反映了秦汉时期知识分类的模糊性。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体现其对待异闻的审慎态度；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形法家”，说明它被视为通过观察形貌推测吉凶的实用工具。这种矛盾态度恰恰凸显了秦汉人试图调和经验知识与神秘传统的努力。

5. 《山海经》对后世的影响
   东汉以后，谶纬之学兴起，《山海经》中的祥瑞、灾异内容被进一步附会。郭璞为之作注时，仍强调其“自然之验”的实证价值。从秦汉至魏晋，该书逐渐从地理认知基准转化为文学与宗教的灵感源泉，这一演变过程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从混沌到分化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