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礼记》与礼制建构 第一步：概念界定与文本渊源 《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之一，秦汉时期指代《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两部文献汇编。其内容源自先秦儒者对《仪礼》的阐释笔记，经汉代戴德、戴圣叔侄分别整理成书。这一时期"习《礼记》"特指通过研读此文献，掌握礼仪规范与礼学思想，并参与国家礼制建构的实践过程。 第二步：秦代礼学困境与汉初复兴 秦朝"以法为教"政策导致《礼记》传承转入民间，但博士官制度仍保留部分礼学学者。汉初叔孙通制礼是《礼记》实践的标志性事件，他融合古礼与秦仪制定的朝仪，使《礼记》中"尊君肃臣"思想首次转化为制度。文帝时贾谊上书"定经制"，主张按《礼记·王制》构建等级秩序，反映礼制建构的早期尝试。 第三步：石渠阁会议与礼学官学化 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召开石渠阁会议，汇集戴圣等礼学家讨论《礼记》异义。会议将《礼记》阐释与现实政治结合，如确立"大宗不可绝"原则解决昭穆争议，形成《石渠礼论》官方文件。此举推动《小戴礼记》成为礼学主流，太学设立礼经博士，使《礼记》研习进入官学体系。 第四步：郑玄注礼与理论体系化 东汉末郑玄贯通"三礼"作《三礼注》，创造性地以《周礼》为纲、《仪礼》为目、《礼记》为论，构建完整的礼学体系。其《礼记注》特别强调"礼者体也"的核心观念，将礼仪程序与天地秩序相印证，使《礼记》从释义文献升华为治国哲学，直接影响曹丕制定《新礼》等后世典制。 第五步：礼制实践与社会渗透 在制度层面，《礼记·月令》成为汉代四时政令的理论基础，明堂、辟雍等建筑均按《礼记》规制建造。在社会层面，"三年之丧""宗法继承"等《礼记》理念通过察举标准、法律条文（如《二年律令》中的继承法）向民间渗透，形成"礼律结合"的汉文化特征，为魏晋南北朝士族礼法传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