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周官》与制度建构 词条核心定义 “习《周官》”指秦汉时期，特别是西汉后期至新莽、东汉时期，学者、官僚对《周官》（后世称《周礼》）一书的研习、阐释与政治实践应用。《周官》是一部系统描绘理想官制与治国宏纲的儒家经典，其“复古”的外衣下，常被用来论证和推动现实的政治制度改革与中央集权制度建构。 文本的发现与初步性质 《周官》在西汉前期并未流传。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此书，献于朝廷，藏于秘府，长期未被重视。此时它被视为“古文经”，其真伪与时代存在争议。因其内容与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体系及现实官制差异巨大，故在较长时期内，它主要作为一部奇特的古典文献存在，而非显学。 王莽时代的转折：从经典到蓝本 西汉末年，政局动荡，改革呼声高涨。王莽为给其“托古改制”寻找权威依据，大力推崇《周官》。在他的支持下，学者刘歆将《周官》立于学官，更名为《周礼》，宣称其为周公致太平之书。王莽的新朝改革，如 设羲和（大司农）官职、推行井田制、改革币制、建立繁复的郊祀体系 等，多附会《周礼》中的官制、田制、礼制记载。这使得《周官》从一部尘封的古书，一跃成为国家制度改革的直接理论蓝本和实践指南。 东汉的经学整合与制度影响 东汉虽否定王莽政权，但并未抛弃《周礼》。今古文经学渐趋融合，《周礼》作为古文经的核心经典之一，地位得到巩固。东汉学者如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相继注疏《周礼》。特别是郑玄，博通今古文，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合称“三礼”，使《周礼》在儒家礼制体系中被定位为 治国安邦的总纲领 。在制度层面，东汉的官制虽未全盘照搬《周礼》，但其 三公九卿制的调整、祭祀礼仪的完善、以及某些经济政策的讨论 ，常援引《周礼》作为古典依据和理想参照。 历史意义与深层影响 习《周官》在秦汉制度史与思想史上的关键作用在于： 提供了一种制度复古主义的改革模式 ：为后世改革家（如北魏、北周、北宋王安石等）提供了依托经典、重建制度的范式。 强化了儒家经典的制度设计功能 ：使儒家学说从伦理教化层面，深入到国家机构设置、经济政策、法律礼乐等具体制度设计层面。 促进了经学与政治的深度结合 ：学者对《周礼》的诠释，直接关联现实政治议题，经学诠释权成为争夺政治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塑造了中国的“官制理想国” ：《周礼》六官（天、地、春、夏、秋、冬）的宏大体系，成为后世讨论官制时无法绕开的理想模型，深刻影响了历代典章制度的编纂与改革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