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

字数 1425 2025-12-02 00:15:03

滞胀

我们将从经济史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滞胀”开始。这个词是“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合成词。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停滞（表现为高失业率、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是难以并存的，因为经济萧条通常意味着需求不足，会压制物价。然而，滞胀现象彻底打破了这一认知，它指的是经济停滞（增长缓慢或衰退，失业率高企）与高通货膨胀（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并存的棘手状况。
要理解滞胀的独特性，需要回溯其历史背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世界经历了战后“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强劲，物价相对稳定。这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思想是凯恩斯主义，它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失业率过高时刺激经济，在通胀过高时收紧政策，从而平滑经济周期。然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系列冲击接连发生。首先是美国为应对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同时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为通胀埋下了伏笔。
外部冲击成为了滞胀的催化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削减产量，导致石油价格在短期内飙升了约四倍。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再次引发石油供应危机，油价再次暴涨。这两次“石油危机”直接大幅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从供给侧猛烈推升了整体物价水平，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石油冲击并非唯一原因。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也在发酵。经过长期繁荣，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生产率增长在60年代末开始放缓。同时，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增长具有“向下刚性”，即使经济开始放缓，工资仍持续上涨，形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企业将上涨的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物价上升；工人为应对生活成本上涨要求更高工资，形成恶性循环。这使经济对需求放缓的反应变得僵化，无法通过传统方式有效降低通胀。
滞胀的爆发对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处方陷入两难：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增加支出、降息）来对抗经济停滞和失业，将会给已经熊熊燃烧的通胀火上浇油；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削减支出、加息）来对抗通胀，则可能将本已脆弱的经济推入更深的衰退，导致失业率进一步飙升。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使政策制定者左右为难，束手无策。
滞胀直接促成了宏观经济思想的革命。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此前货币的过度供给，并强调通胀预期的关键作用。以罗伯特·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公众预期政府会为降低失业而刺激经济，就会提前要求涨薪，导致刺激政策只能推高物价而无法增加就业。这些思想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为后来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如沃尔克冲击）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滞胀的最终解决是痛苦而激烈的。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坚信必须不惜代价打破通胀预期。美联储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并大幅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一度超过19%。这一极端紧缩的政策成功遏制了通胀，但代价是触发了1980-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这场“沃尔克冲击”以短期阵痛换取了长期物价稳定，标志着应对滞胀的政策转向，也重塑了此后数十年中央银行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信条。滞胀时代及其应对，成为经济史上一个关于政策局限、外部冲击和范式转换的深刻章节。

滞胀我们将从经济史中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滞胀”开始。这个词是“停滞”与“通货膨胀”的合成词。传统上，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停滞（表现为高失业率、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是难以并存的，因为经济萧条通常意味着需求不足，会压制物价。然而，滞胀现象彻底打破了这一认知，它指的是经济停滞（增长缓慢或衰退，失业率高企）与高通货膨胀（物价持续快速上涨）同时并存的棘手状况。要理解滞胀的独特性，需要回溯其历史背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世界经历了战后“黄金时代”，经济增长强劲，物价相对稳定。这一时期的主流经济学思想是凯恩斯主义，它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在失业率过高时刺激经济，在通胀过高时收紧政策，从而平滑经济周期。然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一系列冲击接连发生。首先是美国为应对越南战争和“伟大社会”计划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同时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为通胀埋下了伏笔。外部冲击成为了滞胀的催化剂。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APEC）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削减产量，导致石油价格在短期内飙升了约四倍。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再次引发石油供应危机，油价再次暴涨。这两次“石油危机”直接大幅推高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从供给侧猛烈推升了整体物价水平，形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石油冲击并非唯一原因。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也在发酵。经过长期繁荣，西方主要工业国的生产率增长在60年代末开始放缓。同时，强大的工会力量使工资增长具有“向下刚性”，即使经济开始放缓，工资仍持续上涨，形成了“工资-物价螺旋”——企业将上涨的工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推动物价上升；工人为应对生活成本上涨要求更高工资，形成恶性循环。这使经济对需求放缓的反应变得僵化，无法通过传统方式有效降低通胀。滞胀的爆发对宏观经济政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处方陷入两难：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增加支出、降息）来对抗经济停滞和失业，将会给已经熊熊燃烧的通胀火上浇油；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削减支出、加息）来对抗通胀，则可能将本已脆弱的经济推入更深的衰退，导致失业率进一步飙升。这种“菲利普斯曲线”的失效，使政策制定者左右为难，束手无策。滞胀直接促成了宏观经济思想的革命。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此前货币的过度供给，并强调通胀预期的关键作用。以罗伯特·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则进一步指出，如果公众预期政府会为降低失业而刺激经济，就会提前要求涨薪，导致刺激政策只能推高物价而无法增加就业。这些思想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为后来以控制通胀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如沃尔克冲击）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滞胀的最终解决是痛苦而激烈的。1979年，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他坚信必须不惜代价打破通胀预期。美联储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利率转向货币供应量，并大幅提高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在1981年一度超过19%。这一极端紧缩的政策成功遏制了通胀，但代价是触发了1980-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失业率飙升至10%以上。这场“沃尔克冲击”以短期阵痛换取了长期物价稳定，标志着应对滞胀的政策转向，也重塑了此后数十年中央银行以稳定物价为核心的信条。滞胀时代及其应对，成为经济史上一个关于政策局限、外部冲击和范式转换的深刻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