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伴当”与世仆阶层 第一步：明确“伴当”与世仆的基本定义与社会定位 在明清时期，“伴当”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称谓，主要指隶属于特定主家、世代为其服役的仆从。他们与主家之间存在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关系通常是世袭的，即父死子继，因此又常被称为“世仆”、“庄仆”或“佃仆”。他们与临时雇佣的短工或拥有相对独立身份的佃户有本质区别，其身份地位接近贱民，但又在细节上区别于完全官定的“贱籍”（如乐户、丐户等）。他们的主要职责包括为主家耕种土地、承担各种家务劳役、在婚丧祭祀等仪式中担任特定角色，并时常随主家出行，充当随从，这可能是“伴当”一词的直观来源。 第二步：剖析“伴当”/世仆制度的起源与形成机制 这一阶层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根源。首先，它承袭了宋元以来部分佃户严重人身依附关系的传统。其次，在明代，特别是明初，法律和社会实践强化了主仆名分。许多“伴当”来源于： 投靠 ：贫苦农民或流民为寻求庇护、规避赋役，自愿或被迫投身于官绅豪族门下。 债务奴役 ：因无法偿还债务，举家以劳役抵偿，最终世代相袭。 赏赐与抑勒 ：贵族或官僚从皇帝那里获得奴婢赏赐，或利用权势强占平民为仆。 世代沿袭 ：这是最核心的特征，一旦确立主仆关系，除非主家 explicitly 放免，否则子孙后代皆需承役，形成“仆主之分，百世不移”的局面。他们通常有自己的家庭，耕种主家分配的小块“粪草田”或居住在主家提供的房屋（“房基”），以此作为服役的代价和维系生存的基础，这种经济纽带进一步固化了人身依附。 第三步：阐释明清法律与社会对“伴当”/世仆身份的规定与现实困境 明清法律在原则上维护主仆名分。《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都有关于“奴仆”、“雇工人”的条款，视冒犯主人的仆人为重罪。在实际司法中，“伴当”/世仆通常被归入“雇工人”或更低等的地位，其法律权利远低于凡人（普通平民）。他们不得与主家同席、通婚，子弟不能参加科举（除非主家放出），社会交往受到严格限制。然而，这一制度在现实中充满了张力。一方面，主家极力维护这种廉价且稳固的劳动力来源和控制权；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增加，部分“伴当”试图摆脱束缚，通过逃亡、赎身或诉讼争取自由。官方态度有时矛盾，既维护既定秩序，也在某些时期（如清初）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下令“开豁”某些情况下的贱民身份，但执行常不彻底。 第四步：分析“伴当”/世仆制度在清代的变化与地域分布 清代，“伴当”/世仆制度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演变性。其最集中、最顽固存在的地区是 江南的徽州、宁国、池州等地 以及 广东部分地区 。在徽州，他们常被称为“佃仆”或“细民”，与宗族制度紧密结合。大族通过严密的族规控制着大量世仆，用于看守祠堂坟墓、承担族内劳役，这是宗法制度的一种极端表现。清代中后期，情况开始变化： 法律冲击 ：雍正年间大规模的“豁贱为良”政策，虽主要针对另册的“贱籍”，但冲击了“良贱”观念，间接动摇了世仆制的法理基础。 经济冲击 ：商品货币关系渗透，部分“伴当”通过经商等途径积累财富，经济地位提升与低贱社会身份产生尖锐矛盾，赎身斗争日益频繁。 社会抗争 ：“伴当”集体抗争事件增多，他们联合向官府控告，要求“开豁”为良。 这一过程是缓慢且反复的，主家往往激烈抵制。直到清末民初，随着近代法律观念的确立和革命运动的冲击，这一制度才在法律形式上被彻底废除，但其社会影响在局部地区仍有残留。 第五步：总结“伴当”/世仆制度的历史意义 “伴当”/世仆制度是明清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剖面，它揭示了在前近代中国， 超经济强制 和 人身依附关系 在基层社会的持久存在。它并非简单的奴隶制，而是与地权关系（佃耕）、宗族制度、地方习俗深刻交织的复杂形态。这一制度的长期延续和最终瓦解，反映了明清时期社会等级制度的僵化与韧性，也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国家政策调整以及底层民众抗争如何共同作用，缓慢地侵蚀和改变着传统的社会关系。研究它，对于理解明清社会的流动性、基层权力结构以及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艰难历程，具有关键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