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夷夏观念与民族认同》 第一步：词条核心定义 这个词条探讨的是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以汉文化为主体）对自身（“夏”或“华”）与周边及境内其他民族（“夷”或“狄”）的认知、界定以及彼此间互动中形成的观念体系。它并非固定不变的歧视性概念，而是一个动态的、随着政治现实与文化交融不断调整的思想框架，深刻影响着帝国的民族政策、社会秩序乃至个人的身份认同。 第二步：历史渊源与隋唐初期的观念基调 夷夏观念源远流长，先秦时即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区分，但同时也强调“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认同原则。隋唐帝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隋文帝、唐高祖、太宗时期，面对北朝以来长达数百年民族大融合的结果（皇室本身即带有鲜卑等民族血统与文化印记），初期观念具有鲜明的务实性与开放性。唐太宗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这标志着统治者试图超越狭隘的血统论，转向一种以文化和政治效忠为标准的“天下共主”意识，为“天可汗”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 第三步：制度与政策中的观念实践 这种观念具体体现在多项制度中： 任官与军事 ：大量任用突厥、契丹、高句丽、粟特、回纥等族裔将领与官员（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高仙芝、李光弼等），他们凭借军功可获得与汉族官员同等的勋赏、官职，甚至跻身宰相（如鲜卑裔的长孙无忌）。府兵制中也有大量归附的少数民族部众。 羁縻府州 ：在归附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世袭管理，保持其风俗，仅要求政治臣属。这体现了“因俗而治”的灵活策略，将“夷”地纳入帝国版图却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是夷夏有别但共治一体的制度体现。 和亲政策 ：将公主（多为宗室女）嫁给吐蕃、吐谷浑、回纥等政权首领，这不仅是政治联姻，更是一种将“夷”首领纳入皇室姻亲体系，赋予其“家人”身份的文化整合行为，试图模糊夷夏边界。 第四步：文化交融对观念的冲击与重塑 随着异域人口大量涌入长安、洛阳等都市，以及丝绸之路带来的空前文化交流，夷夏观念在实践中不断受到挑战和重塑。 社会生活 ：胡服、胡食、胡乐、胡舞风靡一时，成为社会时尚。佛教作为外来宗教深入社会各阶层。这种文化上的“胡化”现象，使得纯粹的“华夏”文化界限变得模糊。 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许多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后裔，经历数代后，在文化上高度汉化，通过科举入仕，自视为“唐人”。但同时，他们的族源记忆可能仍被社会部分认知。反之，也有汉人融入边疆民族社会。这表明，隋唐时期的民族认同是流动的、情境性的，文化习得与政治归属往往比血统更为关键。 思想界的讨论 ：士大夫阶层对此有不同声音。一部分如陈子昂、韩愈，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如安史之乱后）会强调严夷夏之防，以复兴儒家文化正统；但更多务实官员则接受并参与管理这个多民族帝国，如杜佑在《通典》中系统论述四方民族，持相对理性的态度。 第五步：安史之乱后的观念转折与固化 安史之乱（叛军核心为胡化汉人与边疆蕃将）是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极大地刺激了社会中对“胡人”的警惕与排斥心理。夷夏观念中防御性、排他性的一面被强化。尽管朝廷出于现实需要，仍不得不重用蕃将（如后期神策军中的大量蕃兵），依赖回纥等外族兵力平叛，但社会心态已发生深刻变化。中晚唐的文人论述中，强调文化纯洁性、警惕“以夷变夏”的言论显著增多。这种逐渐固化的夷夏观，为后世宋代更趋严格的夷夏之辨埋下了伏笔。 总结而言，隋唐时期的夷夏观念是一个在统一多民族帝国背景下，于“开放包容”与“防范区分”之间动态摇摆的体系。前期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华夷一体”思想占主导，并通过制度得以实践；中期因深度文化交融而呈现认同的多元与流动；后期受安史之乱冲击，防御性心态上升。这一观念变迁历程，生动反映了隋唐帝国多元磅礴的气象及其内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