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祺祥政变”

1. 基本定义与时间定位
   “祺祥政变”发生于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是清朝晚期一次关键性的宫廷权力更迭。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逝后，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势力集团，通过突然行动，击败了咸丰帝临终任命的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因事发当年原拟使用“祺祥”年号，故史称“祺祥政变”，亦称“辛酉政变”或“北京政变”。

2. 政变的历史背景与导火索

   • 中央权力真空：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次年病逝于此。其子载淳（即同治帝）年仅六岁，皇权出现真空。
   • 权力格局的形成：咸丰帝临终前，为防止大权旁落，亲自安排了政治平衡。一方面，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揽朝政；另一方面，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分别授予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和皇子载淳（由生母慈禧太后代掌），规定谕旨需加盖这两方印章方能生效。此举本意在使双方互相制衡。
   • 矛盾激化：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在热河掌握实权，行事专断，与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在权力划分、回銮北京等问题上产生激烈冲突。同时，留守北京与外国谈判的恭亲王奕訢，因被排除在赞襄政务之外而对八大臣心怀不满，且与外国势力建立了联系。共同的敌人和利益诉求，促使原本不睦的两宫太后与奕訢迅速结盟。

3. 政变的具体过程与关键行动

   • 秘密联络与部署：慈禧太后暗中派心腹太监与恭亲王奕訢联络。奕訢不顾八大臣阻拦，冒险赶赴热河，与两宫太后密谋策划，确定了回京后发动政变的方案。
   • 回銮与突发行动：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皇家銮驾从热河启程回京。两宫太后携小皇帝抄近路提前四天抵京，随即召见奕訢等王公大臣，哭诉八大臣“欺侮孤儿寡母”、专权跋扈。在奕訢和手握京畿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等人支持下，政治舆论与军事准备均已就绪。
   • 突然逮捕与掌控局面：九月三十日（11月2日），两宫太后以皇帝名义颁布谕旨，宣布解除八大臣职务，并当场逮捕了核心人物载垣、端华。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行至密云时也被逮捕。随后，议政王奕訢等人罗织罪名，将肃顺斩首，命载垣、端华自尽，其余五大臣被革职或遣戍。

4. 政变的直接结果与权力重组

   • 废除“祺祥”年号：政变成功后，原定的“祺祥”年号被废止，改为“同治”，寓意两宫太后共同临朝治政。
   • 确立“垂帘听政”制度：十一月一日（12月2日），清廷举行典礼，两宫太后（慈安、慈禧）正式于养心殿“垂帘听政”，慈安性格宽和，实权逐渐落入慈禧手中。恭亲王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头衔，兼领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总揽内政外交大权。由此形成了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新权力核心。

5. 政变的长远历史影响

   • 慈禧掌权的开端：此次政变是慈禧太后登上中国政治权力顶峰的决定性起点，开启了其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深刻影响了晚清的历史轨迹。
   • 对外政策转向：奕訢集团的上台，标志着清廷中枢对外态度从咸丰朝的强硬抗拒，转向务实与妥协（即“羁縻”政策），中外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合作”时期，为接下来的洋务运动创造了外部条件。
   •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在政变过程中，掌握地方实权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湘淮系集团虽未直接参与，但通过保持沉默或支持奕訢-慈禧联盟，获得了清廷更深的信赖，汉族官僚势力由此在清廷政治格局中进一步上升，地方权力得到加强。
   • 晚清政治格局定型：“祺祥政变”彻底改变了咸丰帝设定的政治框架，奠定了同治、光绪两朝的基本权力结构，是理解晚清政治演变的关键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