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同政局 第一步：界定概念与背景 “咸同政局”指清朝咸丰帝（1851-1861年在位）至同治帝（1862-1874年在位）时期，即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中央政治权力结构与重大决策演变过程。此时期始于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爆发，终于同治帝亲政前后，核心特征是清廷在应对空前内乱（太平天国、捻军等）与外来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双重危机中，权力格局发生深刻重组：皇权相对削弱，汉人官僚集团（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凭借地方军功崛起，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重大调整。 第二步：关键事件与权力演变 咸丰朝危机 ：咸丰帝即位初期即面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1853年）。清廷正规军（八旗、绿营）溃败，被迫允许地方兴办团练，湘军由此诞生。同时，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导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圆明园被毁，咸丰帝北逃热河，清廷权威扫地。 中枢权力转移 ：咸丰帝临终前（1861年）设立“赞襄政务王大臣”（以肃顺为核心），但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即“祺祥政变”），废除顾命制度，形成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奕訢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同治中兴”体制。 地方督抚专权 ：为镇压太平天国，清廷授予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臣地方军政实权。湘军、淮军成为国家主力，战后这些官僚长期担任两江、直隶等重要总督职位，控制地方财政、军事，形成“内轻外重”局面。 第三步：政策转向与影响 洋务运动兴起 ：在奕訢与地方督抚推动下，清廷启动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近代企业，标志治国重心从“攘外安内”转向“师夷长技”。 外交体制转型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北京条约》签订，外国公使驻京，清廷被迫接受条约体系，传统宗藩体系（如与朝鲜、越南关系）开始松动，对外政策逐步纳入《万国公法》框架。 皇权重建尝试 ：同治帝亲政后（1873年）试图修缮圆明园以重振皇权威严，但因财政困难和朝臣反对而止，反映皇权在地方实力派与外交压力下的局限。 第四步：历史意义与深层结构变化 咸同政局标志着清朝权力结构的根本性转折： 政治重心下移 ：中央集权削弱，汉人地方督抚成为稳定政局的关键力量，为晚清乃至民国军阀政治埋下伏笔。 统治集团重组 ：满族贵族垄断权力局面被打破，汉人官僚通过军功和洋务进入决策核心，满汉权力对比发生变化。 治国理念转型 ：从恪守“祖制”转向务实改革，洋务派虽坚持“中体西用”，但已开启制度调整的先声，直接影响后续“同光中兴”与变法运动。 社会控制松动 ：为筹集军费，厘金制度普及及商业税加重，地方税收自主权扩大，基层社会秩序由士绅团练维持，中央对社会的直接控制力下降。 咸同政局因此成为晚清从传统帝国向近代国家艰难转型的枢纽阶段，其权力再分配与政策调整奠定了后三十年清朝政治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