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农会法》 首先从基本概念和立法背景讲起：《中华民国农会法》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规范农会组织与运作的专门法律。其制定背景源于国民党推行“以农立国”和“地方自治”的政策理念，认为农会是“发展农民经济，增进农民智识，改善农民生活，而图农业之发达”的关键组织。此前各地农会虽已存在，但章程不一、职能混乱，政府意图通过统一立法将其纳入国家行政与社会建设的体系中，使其成为连接国家与农村、执行农业政策、推行乡村建设的基础组织。 接下来讲解该法的制定与修正过程。该法最初于 1930年12月30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施行 ，全文共九章三十六条。随着实践发展，国民政府于 1937年5月21日公布了修正后的《农会法》 ，内容扩充至十章四十四条，体系更为完备。此后在抗战及战后时期仍有小幅调整，但1937年版本构成了民国中后期农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立法进程体现了国民政府试图不断强化对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与动员的努力。 然后详细剖析该法规定下的农会组织体系与会员制度。法律规定农会采取 层级制 ，分为 乡镇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 ，最终可组织全国农会联合会。会员资格有严格限制，分为 正式会员（自耕农、佃农） 和 赞助会员（从事农业相关事业者） ，但明确规定“被褫夺公权”、“有反革命行为”或“吸食鸦片”者不得入会，这体现了其政治筛选功能。各级农会设立理事会、监事会，由会员选举产生。 接着阐述农会法赋予农会的核心任务与职能，这是理解其性质的关键。根据法律，农会的任务主要包括： 农业改良（种子、肥料、技术推广）、农民教育（举办讲习班、图书室）、农村福利（医疗、合作社）、农业纠纷调解、农产品销售与仓储保障、政府委托事项（如土地陈报、税赋催征） 等。这些职能兼具经济、社会与行政色彩，使农会成为国家政策深入乡村的重要执行末端。 进一步分析农会与政府的关系及其实际运作的局限性。法律明确规定农会受 当地国民党党部指导 及 政府主管机关（社会部、农林部下属机构）监督 ，其组织章程、预算、选举结果均需报请核准。这使得农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国家控制下的依附性组织 ，而非纯粹的农民自治团体。在实际运作中，农会领导权常被地方乡绅、地主或保甲长掌握，普通佃农、贫农参与度有限，导致其“保障农民权益”的初衷大打折扣，更多扮演了政策执行与资源汲取的角色。 最后，总结该法的历史影响与评价。《中华民国农会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近代历史上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确立了农会的法定地位，客观上推动了部分农业技术与知识的传播，搭建了乡村社会的一个组织平台。然而，由于其产生于党国体制之下，并与土地改革等核心问题的解决相脱节，最终未能真正成为代表和维护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组织。其立法与实践的落差，深刻反映了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试图整合乡村社会时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与局限。该法在1949年后在台湾地区继续施行并历经多次修订，在大陆地区则随着民国政权瓦解而被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