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布拉格之春 第一步：历史背景与定义 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场短暂而重要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其核心是在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框架内，试图建立一种“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以改革政治体制、放松 censorship（审查制度）、推动经济自由化和扩大公民权利。它并非旨在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对其进行深刻的内部改革。 第二步：改革的触发原因 这场运动的根源深植于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的历史： 斯大林化遗产 ：1948年共产党完全掌权后，建立了高度集权、模仿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伴随有政治清洗、经济管理僵化和文化压制。 经济停滞与社会不满 ：到1960年代，中央计划经济的弊端凸显，经济增长放缓，消费品短缺，与毗邻的西方奥地利形成鲜明对比，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不满情绪积聚。 党内改革派的崛起 ：1960年代初，经济改革已开始酝酿。1968年1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保守的诺沃提尼，成为捷共第一书记。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掌握了领导权，决心推行系统性改革。 第三步：主要改革内容与“布拉格之春”的绽放 1968年春季至夏季，改革迅速展开，被称为“布拉格之春”： 政治改革 ：推动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出党政分开，限制秘密警察权力，承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际上，媒体 censorship 被大幅放松，出现了空前自由的公共讨论。 经济改革 ：由经济学家奥塔·希克主导，计划引入有限的市场经济元素，扩大企业自主权，鼓励消费生产。 对外政策 ：主张在保持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成员身份的同时，推行更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西方国家发展关系。 《行动纲领》 ：1968年4月，捷共中央通过该纲领，系统阐述了“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改革蓝图，成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第四步：苏联的反应与干涉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引起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其他保守派领导人的严重忧虑： “勃列日涅夫主义” ：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认为，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都不能威胁到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苏联的领导地位。他后来提出的“有限主权论”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 施压与谈判 ：1968年春夏，苏联联合波兰、东德、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多次对捷施压，举行高层会议，警告其改革已“失控”，有“反革命”风险。 军事入侵 ：在政治施压和谈判未能令捷共放弃改革后，1968年8月20日夜至21日，苏联联合波、匈、保、东德军队，以华约组织“联合军事演习”为名，出动约50万军队，从多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行动代号为“多瑙河行动”。 第五步：入侵后果与“正常化”时期 非暴力抵抗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非暴力抵抗，通过设置路障、与士兵辩论、地下广播、涂改路标等方式表达抗议。但军事抵抗被杜布切克等领导人明确禁止，以避免大规模流血。 领导人被挟持与妥协 ：杜布切克等改革派领导人被苏军逮捕并押送至莫斯科。在武力胁迫下，他们最终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除个别条款外，几乎全盘接受了苏联的要求。 改革进程被逆转 ：杜布切克暂时留任，但改革措施被逐步废除。1969年4月，亲苏的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正常化”时期。“正常化”意味着恢复严格的中共集权控制、意识形态整肃、政治清洗和经济重新集中化，社会陷入压抑和停滞。 国际影响 ：布拉格之春的失败彻底粉碎了东欧国家从内部改革共产主义的希望，巩固了苏联的霸权。它促使西欧共产主义政党（如意大利共产党）进一步与莫斯科疏离，走向“欧洲共产主义”。事件也激发了全球左翼知识分子的反思。 第六步：长期历史意义与遗产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布拉格之春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实验，它揭示了苏联模式的内在僵化性，以及苏联不允许其势力范围内出现任何根本性变革的底线。 “天鹅绒革命”的序曲 ：1968年的经历深刻教育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如后来的“七七宪章”运动成员）。反抗的记忆和“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二十年后为1989年几乎不流血的“天鹅绒革命”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历史借鉴。 冷战史上的关键节点 ：它是冷战期间美苏缓和背景下的一次重大危机，凸显了欧洲势力划分的凝固性。虽然西方提出谴责，但未采取实质性行动，体现了雅尔塔体系下势力范围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