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孙子》与兵学传承 背景与文本：《孙子兵法》的成书与入秦 《孙子兵法》相传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学理论著作。其核心思想强调“慎战”、“全胜”、“知己知彼”和因敌制胜的权变哲学。战国时期，兵家学说备受各国重视。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形成了重功尚战的军国主义风气，兵学理论与实践尤为发达。虽然秦国以法家为治国主干，但其军事思想与实践广泛吸收各家精华，《孙子兵法》作为最高层次的战略理论著作，必然为秦将所研习。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子兵法》汉简，证明其文本在秦汉之际已广泛流传。 传承与教育：兵学的官方与民间授受途径 秦汉时期，《孙子兵法》等兵书的传承主要通过以下途径： 家世传承 ：军事家族内部世代相传，如秦将蒙氏、王氏家族，汉初的周勃、灌婴等将门，其子弟自幼接触兵法战阵。 私学传授 ：民间有精通兵法的学者收徒讲学。如张良曾从隐士处得《太公兵法》（其中思想与《孙子》相通），韩信早年也曾学习兵法。 宦学事师 ：官吏培养体系（“宦学”）中可能包含兵事内容，尤其是对武职官吏或边郡官吏的培养。学习法律文书的同时，也可能涉及与军事相关的律令和策略。 太学补充 ：汉武帝尊儒后，太学以五经为主，但兵学作为实用之学，可能仍为部分士人或军官私下研读的重要对象，尤其是与《易》学阴阳变通思想结合后。 实践与发展：秦汉军事实践对《孙子》思想的运用与拓展 秦汉时期的战争规模巨大，形态复杂（统一战争、对外扩张、平叛战争），极大地促进了兵学思想的实践与检验。 战略层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略，体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上兵伐谋”与“兵贵胜，不贵久”思想的综合运用，如用间、分化瓦解、远交近攻。楚汉战争中，刘邦的战略布局（如韩信北伐）也深合“以正合，以奇胜”的精髓。 战术层面 ：将领在具体战役中灵活运用《孙子》原则。如韩信“背水一战”实则运用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为不得已”之策；卫青、霍去病远征匈奴，充分体现“兵之情主速”、“因粮于敌”的机动后勤思想。 理论融合 ：汉代兵学思想与黄老道家、法家、儒家思想进一步融合。如强调“义战”，将“道”（政治清明）置于首位，这与《孙子》开篇的“五事七计”以“道”为先一脉相承，但更被儒家化阐释。同时，阴阳五行、天象占卜等谶纬内容也渗入兵学，与《孙子》中朴素的“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的自然观有所区别。 制度化与文献整理：汉代兵书整理与兵学地位的确立 汉代官方对兵学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确立了《孙子兵法》的经典地位。 张良、韩信序次兵法 ：汉初，军事家张良、韩信对流传的兵书进行过初步整理和编订。 杨仆撰《兵录》 ：汉武帝时，军政官杨仆奉命整理兵书，编纂了最早的兵书目录《兵录》，这是对兵学文献的一次重要总结。 刘歆《七略·兵书略》 ：西汉末年，刘歆在校勘国家藏书基础上撰成《七略》，其中专设《兵书略》，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孙子兵法》被归于最高层次的“兵权谋”家之首，并被概括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这标志着《孙子》作为兵学理论总纲的学术地位在汉代正式确立。 官学边缘与民间兴盛 ：尽管汉武帝后儒家经学成为官方正统学问，兵学未设博士，但其作为关乎国家安危的“王官之学”核心部分，始终受到统治阶层和将领的高度重视，在民间和军事领域传承不息，并不断被注释、应用和发展。东汉末年曹操的《孙子略解》是最早的系统注释，正源于秦汉以来绵延不断的研习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