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语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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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吐火罗语文献》 指的是一批用已消亡的“吐火罗语”书写的古代写本。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档，而是分散发现于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古称西域）多个遗址的文书集合。其核心意义在于，吐火罗语是一种印欧语系语言，证明了印欧人群在古代曾生活于中亚腹地，是研究印欧人迁徙、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关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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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些文献，必须认识“吐火罗语”本身。它是一种独立的印欧语系语言，但不属于常见的印度-伊朗语族，而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吐火罗语族”。它又主要分为两种方言：流行于吐鲁番、焉耆一带的“甲种吐火罗语”（或称“焉耆语”），和流行于库车一带的“乙种吐火罗语”（或称“龟兹语”）。文献内容显示，这两种语言曾是公元6-8世纪丝绸之路北道绿洲王国的宗教与商业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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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献的发现与近代西域探险考古热潮密不可分。它们主要被德国、法国、英国、俄国等探险队在20世纪初于新疆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敦煌藏经洞、图木舒克等地发现，其中以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的收获最为丰富。这些写本材质多为棕榈叶、桦树皮和中原纸张，书写字体则源自印度的婆罗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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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火罗语文献》的内容非常多样，但以佛教文献为主体。这包括大量的佛经译本（如《法句经》、《弥勒会见记》剧本）、寺院文书、咒语和注疏。此外，还有世俗文书，如官文、商队护照、医学文献、占卜书和情诗。这为了解古代龟兹、焉耆等王国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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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文献的考证与释读是20世纪东方学的重大成就，也充满争议。最初学者们无法确定这种语言的归属，直到1908年，德国语言学家西格和西格陵通过艰苦比对，才确证其为印欧语系。其命名“吐火罗”源自古代西域族名“吐火罗”（Tochari），但语言学上的吐火罗人与历史上的吐火罗人是否完全对应，至今仍有学术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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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吐火罗语文献》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揭示了文化传播的复杂网络。它将印度佛教、希腊化艺术（通过犍陀罗）、伊朗文化元素与中亚本地传统连接起来。例如，部分文献是梵文佛经的译本，但其语言本身证明了说印欧语的族群很早就东迁至塔里木盆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飞地，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的生动语言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