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恤商”政策 步骤一：核心概念与时代背景 “恤商”政策，指明清两代朝廷出于财政、民生或特定政治目的，在特定时期或针对特定领域，推出的体恤、保护商人利益或减轻商业负担的政令与措施。这与传统的“重农抑商”基本国策看似相悖，但实则是在不根本动摇农业本位的前提下，对商业功能的一种现实利用与调控。其产生背景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1） 财政需求 ：明中叶后，国家财政日益依赖商业税（如钞关关税、盐课、茶课）及工商业收入（如官窑、织造）。2） 民生考量 ：商业流通关乎民生必需品（如粮食、盐、布匹）的供应，稳定市场有助于社会稳定。3） 现实困境 ：过度的抑商或盘剥（如苛捐杂税、吏胥勒索）会导致商业凋敝、税源枯竭，迫使朝廷做出调整。 步骤二：政策主要表现形式 明清“恤商”政策并非系统性的根本变革，而是零散的、工具性的干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减免商税与清理关津 ：在特定时期（如新帝登基、灾荒后）颁布诏书，减免或暂缓部分商业税。例如，明宣宗时期曾整顿钞关，裁撤部分税卡；清康熙中期，为复苏战后经济，多次减免各地关税定额。 规范税课与惩治勒索 ：朝廷屡次申明税则，颁布禁令，试图遏制税吏对商人的超额征收与敲诈。如明太祖朱元璋曾立“商税则例”于官署门外，禁止法外征收；清代则通过刊刻税则碑、允许商人控告等方式进行约束。 保护商人财产安全与人身自由 ：限制官府随意征用商船、货物（即“和雇”、“和买”的规范化），禁止非法羁押商人。清律对牙行侵吞客商货银有专门惩处条款。 给予特定商人群体特权与扶持 ：这主要体现在 盐商 和 对外贸易商人 （如广东十三行）身上。朝廷通过授予专卖权（盐引）、借贷资本（帑银）、赏赐职衔（如盐运使衔、顶戴）等方式，换取这些商人集团在完成巨额课税、承办皇室用品（“办贡”）、捐输军饷及赈灾等方面的支持。这是一种“恤商”与“控商”紧密结合的模式。 改善商业基础设施与服务 ：例如，维护重要的商路（如驿道、运河码头），在重要市集设立官办的“官牙”以规范交易、评估物价，设立“循环簿”登记客商信息以提供一定保护。 步骤三：政策实施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 “恤商”政策在实施中面临深刻矛盾，效果有限： 政策动机的功利性 ：“恤商”往往是为了“用商”，核心目的是保障税源和获取特殊物资（如边饷、奢侈品），而非真正促进商业自由发展。一旦目标达成或商人财力枯竭，恤政便难以为继。 官僚体系的侵蚀 ：中央的恤商政令在地方执行时，常被胥吏、差役扭曲为新的盘剥机会。所谓“减税”可能变为“明减暗增”，“禁勒索”往往流于一纸空文。商人实际负担的“陋规”远超法定税额。 与“抑商”传统的冲突 ：社会观念和法律地位上，商人仍属“四民之末”。政策上的短暂“恤商”无法改变商人在科举、服饰、舆马等方面的限制，其财产权也缺乏根本保障。官府的临时“劝借”（实为摊派）常使商人倾家荡产。 受益范围狭窄 ：真正的政策红利主要被与官府关系密切的大商人（如盐商、皇商、行商）获取，广大中小商人及行商坐贾仍饱受层层盘剥，生存艰难。 步骤四：政策演变与历史影响 从长时段看，明清“恤商”政策呈现波动但逐渐被财政需求固化的趋势： 明代 ：初期有规范税制之举，中后期随着财政货币化加剧（一条鞭法），对商业税的依赖加深，恤商多与清理关税、盐政改革相伴，但受宦官监税（如矿税监）严重破坏。 清代 ：特别是 康雍乾时期 ，将“恤商”作为休养生息、繁荣市面的重要政策，多次大规模、制度化地减免关税、整顿关津。对盐商、行商的扶持体系也最为完善。这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全国市场的形成。 影响 ：1） 客观上 ，部分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商人负担，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区域经济的恢复发展。2） 巩固了官商结合模式 ，催生了依赖特许权生存的巨贾阶层，这些商人资本最终多流向土地、捐官和奢侈消费，而非产业创新。3） 未能改变根本结构 ：“恤商”只是传统王朝在财政压力下对商业的有限妥协，并未导向保护私有产权和鼓励自由竞争的近代经济政策。随着晚清内外危机加深，传统“恤商”框架最终被近代意义上的“重商”、“护商”思潮与政策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