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墨子》与墨学流变 首先，从墨学的起源与核心主张讲起。墨学由战国初年的墨子创立，其思想体系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为核心十大主张。与儒家强调“爱有差等”不同，墨家主张无差别、普遍的“兼爱”；反对不义战争（非攻）；主张打破世卿世禄，按才能选拔官员（尚贤）；追求建立一个统一思想、上下同义的社会秩序（尚同）。这些主张在战国时期曾蔚为显学，与儒家并称“显学”。 其次，进入秦汉时期，墨学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秦朝崇尚法家，以吏为师，其他学派均受压制。至汉初，虽学术环境相对宽松，恢复“百家”之言，但墨学因其组织严密、纪律严苛（近乎宗教团体）、主张“节葬”“非乐”等与逐渐兴起的贵族享乐风气和孝道伦理相悖，且其“尚同”思想易被集权政权利用但组织本身又具潜在威胁，故未能如黄老、儒学般复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墨学作为独立学派在官方层面迅速衰落，传承脉络几近断绝。 接着，讲解墨学在秦汉时期的实际存在与流变形态。尽管作为显学不复存在，但墨家的思想元素和技术知识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三种方式潜存或融合：其一，思想层面，其“兼爱”、“尚贤”等观念被部分儒家学者吸收改造（如《礼记·礼运》大同思想可能受其影响）；其“天志”、“明鬼”论与汉代流行的天人感应、谶纬神学有相通之处。其二，技术层面，墨家擅长城防、器械制造、逻辑学（名学）、几何学、光学等实用技艺。这些“科技”知识可能被纳入官营手工业体系或为方士、工匠所传承，但其学派归属性淡化。其三，社会层面，墨家“侠义”精神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对汉代游侠风气及民间秘密结社可能产生潜在影响。 然后，聚焦于“习《墨子》”的具体情况。在秦汉的官学体系（如太学）和主流教育中，墨家典籍并非教材。但在民间或某些特定的知识传承中，《墨子》一书可能仍有研习者。从现存史料看，汉代学者如刘向、刘歆父子整理过《墨子》文本，表明其书尚存于世。东汉王充《论衡》中多次引《墨子》或评论墨家思想，说明至少还有学者阅读和了解。这种“习”更接近于学者个人的学术研究或知识涉猎，而非为了入仕或主流教化。 最后，总结墨学在秦汉的最终定位与历史影响。至东汉末年，墨学已极度式微。西晋鲁胜为《墨经》作注，是为罕有的知音。总体而言，在秦汉大一统的政教体制下，墨家因其不利于强化等级秩序的平等主张、严苛的苦行主义以及可能挑战权威的组织模式，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排斥和消化。其学说的消亡，标志着先秦那种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独立武装能力的民间学派，在中央集权帝国中已无生存空间。墨学的技术理性与侠义精神，则化整为零，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复杂肌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