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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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签订背景：《北京条约》是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与英、法、俄三国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其直接背景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因换约争端战火重燃，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清政府被迫在英法联军控制下的北京进行谈判并最终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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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主要内容：该条约是《天津条约》的扩大和确认。其主要条款包括：对英、法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增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苦力贸易”合法化）；割让广东“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给英国；归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教产，并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内地租买田地、建造教堂（此条款成为后来诸多教案的条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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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趁火打劫与《中俄北京条约》：在英法联军行动中，俄国以“调停”为名，实则谋取利益。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仅迫使清政府确认了此前其单方面签订的《瑷珲条约》，更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包括库页岛）划归俄国，并为进一步割占中国西北领土埋下伏笔。这是《北京条约》体系中对中国领土主权损害最严重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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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直接影响：条约签订后，外国公使开始常驻北京，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外交，标志着西方列强对华外交关系从“夷务”正式转向近代国际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列强对清廷中央政权的影响力与干涉能力大为增强。咸丰帝在热河病逝，随后发生“祺祥政变”（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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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远历史影响：《北京条约》与《天津条约》共同构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新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它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进一步破坏，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同时，条约中关于传教的特权条款，引发了此后持续数十年的“民教冲突”，深刻影响了晚清社会内部的稳定。清政府在经历此次“庚申之变”后，统治集团内部求变意识增强，间接推动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