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续讲：具体实施与各方博弈

1. 协议的具体条款与形式：
   1900年6月26日，上海道余联沅在各国驻沪领事馆会议上，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提出了“互保”的核心约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归各督抚保护，目的是“两不相扰”。会后形成《中外互保章程》（又称《东南保护约款》）草案九条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其核心是：中方承诺在其辖区镇压任何反洋活动，保护外国人员与产业；外国则承诺不向条约规定的“互保”区域派兵。值得注意的是，这份章程最终并未由中外双方最高层正式签字，而是以一种“君子协定”和实际政策的形式得以贯彻。

2. 参与方的扩展与清廷的暧昧态度：
   “互保”并非仅限于刘、张二人。两广总督李鸿章（时在广州）公开宣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实质上加入。山东巡抚袁世凯则在山东境内严厉镇压义和团并保护洋人，与各国达成默契。闽浙总督许应骙也与各国签订了类似的地方性互保协定。这样，互保范围涵盖了整个东南和南方主要省份。清廷中枢（慈禧太后）在战争期间对此举态度矛盾：一方面下诏“宣战”，斥责东南督抚“矫诏”；另一方面，为保证财赋供应（尤其是江南漕粮和关税），又不得不默认其事实，甚至暗中依赖这些地区输送饷银。这种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脱节与利益分化，在此事件中暴露无遗。

3. 列强的复杂考量与战略选择：
   列强对“互保”持支持态度，主要基于其战略利益。英国在华利益集中于长江流域，最担心动乱波及。因此，英国政府是“互保”最主要的外部推手。其他国家如日本、美国等，也乐见其在华商业利益集中区保持稳定。更深层的考量是，列强虽组成联军进攻京津，但彼此间存在深刻矛盾（如英俄博弈），他们均无意也无力立即瓜分整个中国。支持东南督抚维持秩序，可以确保其在华已有经济权益，并防止某一国独占长江流域，符合当时的“均势”原则。

4. 实施过程与关键行动：
   在协议框架下，东南督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他们扣押并向公众隐瞒了朝廷的“宣战”上谕，代之以要求地方安民的告示。张之洞、刘坤一严厉镇压辖区内任何涉嫌排外的骚动，并保护教堂、洋商。他们通过盛宣怀掌控的电报系统，统一协调各督抚步调及与列强的沟通。此外，他们与驻沪各国领事及海军将领保持密切接触，随时通报情况，以消除误会，防止冲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也发挥了重要中介作用，协助维持上海及沿江口岸的行政与税收系统正常运行。

5. “互保”的终结、后续影响与历史评价：
   随着《辛丑条约》的签订，局势明朗，“东南互保”的非常状态自然终结。其后续影响深远：首先，它使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免于战火，客观上维持了国家经济命脉，也为战后谈判保存了实力。其次，它极大强化了地方督抚（尤其是汉族官僚）的权势和离心倾向，中央权威严重受损，预示了清王朝瓦解的走向。最后，它展示了列强与清朝地方实力派为实现各自利益而进行务实合作的新模式。《辛丑条约》谈判中，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被列为参与议政的重臣，正是此事件带来的政治结果。因此，“东南互保”既是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演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外关系在特定危机下的一种特殊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