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科工人起义 杰里科工人起义发生在公元5世纪30年代的东罗马帝国巴勒斯坦行省，是一次由当地纺织工人、农民和奴隶发起的、带有强烈宗教-社会平等诉求的武装反抗。其背景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早期沉重的税收、地主与官员的压迫，以及基督教国教化后社会内部持续的神学与社会张力。 起义的核心导火索是帝国政府对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杰里科等重要城镇的羊毛与亚麻纺织业课以重税，并强制征用劳役，导致手工业者与依附农民生活急剧恶化。同时，当时基督教会内部正围绕“基督一性论”等神学问题激烈争斗，帝国官方支持的卡尔西顿信经在部分东方行省遭遇抵制，当地许多僧侣和下层民众将神学分歧与社会不满相结合，认为官方教会与帝国政权已背离了早期基督教的平等与简朴精神。 起义最初表现为杰里科及周边乡村的纺织工匠与农民的集体抗税和罢工。在遭到地方驻军镇压后，冲突迅速升级为武装暴动。起义者得到了当地一批反对卡尔西顿信经的激进修士的支持和领导，他们以早期基督教公社为蓝图，提出了废除债务、重新分配土地、取消等级教会等诉求。起义军一度占领了杰里科城及若干乡村，捣毁庄园，打开监狱，并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自治公社。 东罗马帝国中央政府最初低估了起义的规模和性质，视其为地方性骚乱。然而，当起义开始向巴勒斯坦其他城镇蔓延，并与周边贝都因部落发生联系时，帝国当局迅速调集了由正规军和蛮族雇佣兵组成的部队进行镇压。帝国军队在军事上拥有压倒性优势，经过数次野战和围城，起义军主力在杰里科附近被击溃。领导起义的僧侣和工匠领袖多数战死或被俘后处决。 起义的失败标志着东罗马帝国早期通过强力手段维持社会与宗教统一的一次胜利。它暂时压制了巴勒斯坦地区结合了社会经济诉求与异端神学的反抗力量，巩固了帝国在东方行省的税收和行政控制。然而，起义也深刻反映了帝国东方诸省持续存在的经济剥削、文化隔阂与宗教离心力，这些问题在后来的世纪中继续发酵，为伊斯兰阿拉伯势力在7世纪的迅速征服埋下了伏笔。 杰里科工人起义在正统历史记载中往往被边缘化，但它是研究晚期古典世界向中世纪早期过渡阶段，罗马帝国东部社会结构、早期基督教派别斗争与下层民众反抗运动之间复杂互动的一个珍贵案例。它连接了古代奴隶-殖民制晚期的社会矛盾与中世纪早期宗教异端和社会反抗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