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战国策》与纵横学流变

1. 首先，我们从“习《战国策》”的文本基础说起。您需要理解，《战国策》并非一部在先秦时期就已定名的完整著作。它最初是战国时期各国史官和策士们记录的零散文献，内容主要是纵横家（即从事合纵连横外交活动的谋士）游说诸侯的言论、策谋和故事。这些文本在秦汉之际被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或“修书”等，散乱流传。西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奉命校理皇家藏书，他将这些来源驳杂、编次混乱的简册，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顺序，整理编订为三十三篇，并定名为《战国策》。这意味着，秦汉人所“习”的，是一个从散乱材料到系统典籍的形成过程。

2. 接下来，我们要探究秦汉人为何要“习”《战国策》。核心目的在于学习“纵横术”，即论辩与谋略之学。这具体体现在几个层面：一是学习游说技巧与修辞艺术。《战国策》中充满了铺张扬厉的言辞、精巧的譬喻、层层递进的逻辑和揣摩人心的心理战术，如苏秦、张仪等人的说辞，是学习如何有效说服他人的绝佳范本。二是学习政治谋略与局势分析。书中记载了大量对国际形势（“天下大势”）的深刻剖析以及基于此提出的战略构想（如合纵抗秦或连横事秦），这培养了学习者对复杂政治关系的洞察力和战略规划能力。三是学习历史知识与掌故。书中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故事，为时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和政治案例库。

3. 然后，我们看“纵横学”在秦汉时期的实际“流变”与境遇。秦朝以法家立国，重耕战、斥辩士，纵横学受到压制。但进入汉代，情况变得复杂。汉初，天下甫定，诸侯王势力尚强，中央与地方关系微妙，一度出现了纵横之术复兴的土壤。一些谋士如蒯通、邹阳、枚乘等，在其书信或言论中仍带有鲜明的纵横家色彩，运用《战国策》式的智慧处理政治危机。然而，随着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确立，以及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的彻底巩固，纵横学作为一种公开鼓吹利用列国矛盾、凭借个人智谋左右政局的思想学说，其政治生存空间被极大压缩。因为它与强调忠君一统、礼制规范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直接相悖。

4. 尽管如此，“纵横学”并未消亡，而是发生了重要的“流变”，即形态与功能的转化。第一，其智谋与辩才内核被吸纳入政治实践与文学创作。在朝堂论辩、外交应对（如应对匈奴）中，策略性思维依然重要；在文学上，汉代政论散文（如贾谊、晁错的文章）和辞赋都不同程度地汲取了《战国策》铺陈雄辩的文风。第二，其内容作为历史知识被“经学化”或“史鉴化”处理。刘向校订《战国策》，本身就带有整理历史遗产的性质。东汉高诱为之作注，视其为重要的历史文献。学者们更多是从历史经验教训，而非现实权谋术的角度来研习它。第三，其“长短纵横”之术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兵家权谋或司法狱讼的智计之中，但已不再是独立的学派主张。

5. 最后，总结其历史定位。在秦汉时期，《战国策》的编纂定型，使得纵横家的思想言论得以系统保存。时人“习《战国策》”，主要目的是获取其高超的语言艺术、政治智谋和历史知识。但随着大一统帝国秩序的建立与巩固，作为显学的“纵横学”逐渐褪去其独立学派的色彩。它不再是一种鼓励的政治学说，但其核心的智略与辩才元素，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汉代的政治文化、文学风貌和历史认知体系之中，成为中华智谋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源泉。这一从“术”到“学”再到“文化资源”的流变过程，正是其在秦汉历史语境中的独特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