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海上贸易 宋元海上贸易指10-14世纪中国东南沿海通过海路与东亚、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东非地区的跨国商业活动。其核心载体为"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品以瓷器、丝绸、香料为主，政府通过市舶司制度实施管理。这一体系在宋代形成制度化框架，至元代因疆域扩张进一步连通陆海贸易网络。 贸易管理的制度基础源于唐代市舶使的设立。北宋在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等九处设立市舶司，制定《元丰市舶条》作为首部海洋贸易法规。市舶司负责征收关税（"抽解"）、收购专卖品（"博买"）、签发贸易凭证（"公凭"），对乳香等奢侈品实行政府专营。南宋时市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6%，泉州更成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东方第一大港。 航海技术突破支撑了贸易扩张。宋代已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朱彧《萍洲可谈》），元代出现24方位"针经"导航术。船舶制造方面，福船采用水密隔舱结构与榫接钉合工艺，载重量达万石（约300吨）。季风规律的认识使航线固定化，从泉州至波斯湾的"香料之路"单程约需3个月。 贸易网络呈现多层次结构。近海贸易圈连接日本博多、朝鲜巨济岛，主要输出铜钱、典籍，输入日本砂金、高丽青瓷。东南亚贸易圈以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占城为枢纽，交易胡椒、檀香与漆器。印度洋贸易圈经注辇国（今印度科罗曼德）中转，连接阿拉伯商人主导的波斯湾-东非网络，进口龙涎香、象牙，出口青白瓷。 商品结构反映生产专业化。宋代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通过订制烧造符合伊斯兰市场需求的凤首壶、卷草纹盘。福建建阳茶叶与爪哇胡椒形成大宗商品互换，《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泉州港堆积的香料"足以熏香整个世界"。金融创新伴随贸易发展，交子、会子等纸币经海商传入波斯，直接影响伊利汗国纸币发行。 贸易衰落始于14世纪中叶。元末沿海倭患导致政府实行"海禁"，1369年朱元璋首次颁布"片板不许下海"诏令。同时全球气候进入小冰期，东南亚季风紊乱影响航行安全，阿拉伯商船逐渐退出东亚航线。此前郑和船队的远航虽短暂重现盛况，但朝贡贸易体系已难以维系民间海上贸易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