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 第一步：制度的基础与核心理念 宋元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是其国家法制运行的核心环节。这一制度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以《宋刑统》、《庆元条法事类》及元代《至元新格》、《大元通制》等法典为代表的成文法规体系；二是儒家“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的司法理念，强调教化与刑罚结合，追求“无讼”的理想。其核心理念包括“官司须依条法断罪”的形式合法性要求，以及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的实质性司法考量。诉讼审判不仅是解决纠纷的程式，更是推行教化、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二步：诉讼的提起与受理程序 诉讼的启动有严格规定。宋代规定，诉讼必须由当事人或其亲属亲自呈递“词状”（诉状），严禁“讼师”过度参与，但现实中代写诉状的专业“珥笔之人”普遍存在。元代则要求诉状须经“书铺”代写并盖官印。官府受理诉讼有“务限”期，宋代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至十月初一为受理田宅、婚姻、债务等“婚田入务”期，其余时间不理，但人命等重案不受此限。元代也有类似规定。受理后，官员需审查事由是否属实、是否属于“赦前事”或“事不干己”等不予受理的情形。对“妄讼”或“教唆词讼”者会施以惩处。 第三步：证据的收集与运用规则 审判高度依赖证据。主要证据类型包括： 书证 ：最为重视，如契约、遗嘱、官府簿册（户籍、税契）。宋代推行“官印契书”（红契），其证明力远高于私契（白契）。 物证 ：赃物、凶器等。 证人证言 ：需“众证定罪”，但对证人资格有限制，如亲属、老幼、奴婢的证言证明力较低或不得作证。刑讯取得的证言有效性受质疑。 检验报告 ：对于命案，宋代发展出极其系统的“验尸格目”（如《洗冤集录》所载），由官员或仵作详细检验，报告成为关键证据。 口供 ：仍被视为“证据之王”，但宋代制度强调“据状勘鞫”，反对片面追求口供；法律上限制非法刑讯，对刑具、次数有规定，但实践中刑讯逼供仍常见。 第四步：审讯过程与审判原则 审讯称为“鞫狱”。主要流程为：先分别审问原告、被告和证人，核对陈述；必要时进行“对质”；审理中可运用“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察言观色。审判遵循以下原则： 长官躬亲 ：州县官必须亲自审讯，不得全委胥吏。 据众证定罪 ：对于符合“不合拷讯”条件者（如八议之人、老幼残疾），须三人以上明证其事。 疑罪从轻 ：对于证据不足的疑案，采取减等处罚或赎刑。 鞫谳分司 （宋代特色）：这是宋代重要的司法制衡制度。“鞫司”（审讯官，如司理参军）负责查清事实，“谳司”（检法议刑官，如司法参军）负责检出适用法条，最后由长官判决。二者不得互通信息，以防舞弊。 第五步：判决的作出与法律适用 在查明事实后，进入“检法断刑”阶段。官员须严格依据律、令、格、式、敕等法律条文作出判决，称为“具引律令格式正文”。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宋代可通过“奏裁”上报中央裁决；元代则因民族法多元，常需权衡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判决书需写明案情、证据、法条依据和裁判理由。宋代判决还常包含对当事人的道德训诫，体现“教谕式司法”。徒刑以上案件，判决后需向犯人及其家属宣读，即“读鞫”。 第六步：上诉、复审与死刑复核 当事人不服判决，可逐级上诉。宋代有“翻异别推”制度：犯人在录问或行刑前“翻异”（翻供），案件须移交同级的其他法官或上级机关重审，且可翻异三次。元代上诉程序更系统，可从县上诉至路、行省、刑部、直至中书省。死刑判决有严格的复核程序。宋代，所有死刑案需报中央刑部复核，并经宰相乃至皇帝批准。元代，死刑需由中央刑部审核，重大案件还需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皇帝最终裁决，体现了“慎刑”思想。此外，御史台（宋）或肃政廉访司（元）的监察官可随时介入案件审理，进行“录囚”平反冤狱。 第七步：制度的特色、演变与影响 宋元诉讼审判制度呈现承前启后的特点： 宋代 将制度严密性、专业性和人道关怀推向高峰（如鞫谳分司、检验制度、翻异别推），但后期因政治腐败，胥吏操纵、“淹延囚系”等弊病丛生。 元代 受多元文化影响，制度呈现混合性：既吸收宋代经验，又保留蒙古“约会”制度（不同户籍归属者涉讼，需相关管理机构官员会同审理），并因民族不平等，在审判机关（如蒙古人犯罪由蒙古宗王、千户审理）、刑讯（对汉人南人更严酷）等方面存在四等人制的不公烙印。总体而言，该制度奠定了后世明清司法审判的基本框架，其追求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平衡的努力，及其在实践中面临的挑战，构成了中国传统司法文化的复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