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帮会”与秘密结社 第一步：核心概念与基本定义 “帮会”与“秘密结社”是明清时期存在于主流社会秩序之外、具有秘密性或半秘密性的民间社会组织。“帮会”侧重于以行业、地域（如同乡）或生计（如漕运、运输）为纽带结成的互助团体，初期多为公开或半公开，后期常兼具秘密结社色彩。“秘密结社”则指那些因政治、宗教或社会原因，其组织、仪式、信仰和活动对外严格保密的团体。两者在历史演变中常相互交织融合，成为影响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 第二步：主要类型与起源背景 主要可分为三大类型： 异姓结拜型组织 ：以天地会（洪门）为代表。起源于清初，强调“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以“反清复明”为政治口号，组织严密，有复杂的暗号、手势和入会仪式。其产生与明清鼎革后的社会矛盾、民族情绪及华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互助共济型行业/运输帮会 ：以漕帮（后演变为青帮）为代表。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是南北经济命脉，催生了庞大的漕运水手队伍。漕帮最初是漕运水手和纤夫为谋求生计互助、对抗盘剥而结成的行业性组织，有严格的帮规和师承谱系。其他如活跃在长江等水路航运的“哥老会”（袍哥），也具有类似互助与行业控制功能。 宗教迷信型教门 ：以白莲教系统（包括清水教、八卦教、天理教等众多支派）为代表。渊源于宋元以来的民间宗教，糅合了佛教、道教等多种信仰，宣扬“弥勒下生”、“末劫救世”，常被用作组织农民、对抗朝廷的精神工具。明清两代的许多大规模民变（如唐赛儿起义、王伦起义、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均与其相关。 第三步：组织结构与社会基础 这些组织普遍具有以下特征： 拟亲缘结构 ：通过结拜、师徒传承等方式，构建模拟家族的血缘或伦理关系（如天地会的“兄弟”、青帮的“师徒”），以增强内部凝聚力。 秘密仪式与联络系统 ：拥有独特的入会仪式（如“开香堂”）、誓词、隐语、暗号、茶阵、手势及凭证（“腰凭”），形成一套对内认同、对外防范的隐秘文化体系。 严格的帮规会律 ：制定内部行为准则和惩罚措施，以维持组织纪律，解决内部纠纷，甚至提供一定司法仲裁功能。 社会基础 ：成员主要来自流动人口（漕运水手、脚夫、散兵游勇）、边缘行业从业者、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等游离于传统宗族和里甲保甲体系之外的群体。他们通过加入帮会寻求庇护、生计保障和社会归属感。 第四步：与官府的关系及历史作用 其与官府的关系呈现动态复杂的“管控-对抗-共生”状态： 官方视其为威胁 ：因其秘密性、跨地域流动性及潜在的动员反抗能力，被朝廷定为“邪教”、“会匪”，严加防范和镇压。《大清律例》有专条惩处“歃血盟誓”、“异姓结拜”等行为。 实际社会功能的双重性 ： 破坏性 ：部分组织确实策划或参与了反政府起义（如林爽文天地会起义、白莲教系列起义），成为社会动荡的重要因素；也有些团体从事走私、贩私、收取保护费、甚至抢劫绑票等非法活动，扰乱地方秩序。 建设性/功能性 ：在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领域，它们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社会保障、就业中介、纠纷调解和人身保护，承担了部分基层社会管理职能。例如，漕帮有效管理了庞大的漕运队伍，保障了漕粮运输的效率与稳定。 共生与渗透 ：到清代中后期，一些帮会（特别是青帮、哥老会）势力深入地方社会，与胥吏、兵丁乃至低级官员形成利益勾连，部分功能被官府默许或利用，呈现出“官匪共生”的复杂局面。 第五步：历史演变与深远影响 明清易代与清初 ：天地会系统在“反清复明”旗帜下兴起，成为汉族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地下寄托。 清中叶 ：随着人口激增、社会流动性加大，帮会组织迅猛发展。乾隆嘉庆年间，白莲教系统的起义达到高潮，严重冲击清朝统治；漕帮等行业帮会则日趋制度化。 晚清 ：在社会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帮会角色更加多元。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既有帮会成员加入起义（如上海小刀会），也有帮会（如部分青帮、团练）协助清政府镇压起义。哥老会等组织在长江流域势力巨大。 向近代转型 ：清末，许多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借助洪门（天地会）等帮会力量进行反清革命，赋予了其新的政治内涵。同时，帮会势力也渗入近代城市，演变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体，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复杂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