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关学”与北方理学 关学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因其创始人和主要传承者多为陕西关中人而得名。理解关学，需要从其源头、核心理念、明清时期的演变与终结这几个层面逐步深入。 第一步：关学的起源与奠基（北宋时期） 关学的开创者是北宋思想家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他提出了几个根本性命题： “太虚即气” ：认为宇宙的本原是“气”，“太虚”并非虚无，而是气的本然状态（“散而未聚”）。万物均由气的聚散变化而成。 “一物两体” ：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统一的矛盾（“两体”），如阴阳、动静，正是这种对立推动了变化。 “民胞物与” ：在伦理层面，张载在其名篇《西铭》中提出，天地是人的父母，所有人都是同胞，万物都是伙伴。这为儒家仁爱思想提供了宇宙论依据。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横渠四句”集中体现了关学“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的强烈精神。 张载的学说强调气本论、实证和礼教实践，与同时代程颢、程颐兄弟（洛学）强调“理”本位的学说路径不同，为后世关学奠定了独特风格。 第二步：元代至明初的沉寂与潜流 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陆九渊心学亦有发展，而张载关学则相对式微，传承谱系不明。然而，张载的著作和思想并未断绝，其“气论”和“礼教”实践精神在北方士人中仍有潜在影响。陕西等地学者对张载的尊崇和地方性传承，为明代中期的复兴保留了火种。 第三步：明代中后期的复兴——“三原学派”与“河东之学” 明代关学复兴并非简单重复张载，而是在与程朱理学、阳明心学的对话中展开，主要有两大支流： “三原学派”（又称“关中之学”） ：以陕西三原人王恕、王承裕父子及马理为代表。他们更侧重于实践伦理和政治作为，强调“躬行礼教”，注重气节、笃实和经世事务。在学术上，他们宗奉程朱理学，但也吸收张载的务实精神，反对空谈心性，是关学中更偏重外王事功的一脉。 薛瑄的“河东之学”及其关中学者 ：薛瑄（山西河津人）是明初程朱理学大家，其学脉传入关中，弟子张杰、周惠等在陕西讲学，再传至薛敬之、李锦等。这一支被称为“河东之学”在关中的流播。他们恪守程朱“性即理”之说，尤其强调“复性”功夫，主张通过“下学而上达”（从具体事物学习体悟天理）来变化气质，带有明显的张载“变化气质”思想的烙印。 第四步：关学的集大成者——吕柟 吕柟（号泾野，陕西高陵人）是明代关学的巅峰人物。他师承薛敬之，融合了“三原学派”的践履精神和薛瑄一脉的理学思想。其学说特点包括： “以格物为穷理” ：强调对具体事物（包括礼仪、人事、自然）的实践和考察，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 “即气即理” ：试图调和张载的“气”与程朱的“理”，认为理气不可分，理在气中，体现了鲜明的关学气本论倾向。 强调“躬行实践”与“礼制教化” ：主张学问必须体现在道德行为和治理实践中，特别重视乡村礼俗的建设和教化。 吕柟通过长期讲学（在北京、山西、陕西等地），门生众多，极大地振兴了关学，使其成为与阳明心学并立的重要思潮。 第五步：明清之际的转折——冯从吾与关学心学化 晚明时期，阳明心学风靡天下，关学也受到影响。冯从吾（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是此期关键人物。他虽尊奉程朱，但大量吸收阳明心学思想，强调“心性”修养和“善”的本体，提出“学问之道，全在本原处透彻”。他创办关中书院，使关学在明末再次兴盛。然而，这一转向也使关学原有的气本论和实证特色有所削弱，更偏向内在心性探讨。 第六步：清初的总结与终结 清初，关学出现了两位总结性人物： 李颙（号二曲） ：主张“明体适用”，试图调和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但其思想重心已偏向内省悔过的心学路径。他提倡“匡时要务”，仍有经世关怀，但关学的气本论传统已不显。 王心敬 ：李颙弟子，致力于梳理关学历史，编撰关学著述，为关学留下了系统的文献遗产。 至此，作为独立学派的关学已基本终结。其根本原因在于： 清初统治者大力推崇程朱理学为正统，其他学派受到压制。 明清鼎革的巨变后，学术风气转向经史考据（朴学），理学思辨整体衰落。 关学本身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清代严酷的文化专制下难以维系独立发展。 总结：明清关学的特点与遗产 明清关学并非北宋张载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地域性理学传统。其核心遗产在于： 笃实践履的精神 ：强调将学问落实于个人道德、家庭伦理和地方治理。 注重“礼”的教化作用 ：致力于乡村社区建设和风俗改良。 “气本论”的哲学倾向 ：与程朱“理本论”、陆王“心本论”形成微妙区别，具有朴素的唯物倾向。 强烈的经世关怀 ：“开太平”的抱负贯穿始终。 关学的兴衰，反映了宋明理学内部多样性在明清时期的演变轨迹，以及地域学术传统在与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互动中的最终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