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续讲：文本结构与张之洞的调和思想 第一步：文本的篇章结构与核心逻辑 《劝学篇》全书共二十四篇，分设“内篇”九篇与“外篇”十五篇，此结构本身即蕴含了张之洞的核心思想框架。“内篇务本，以正人心”，主要论述中国传统学问（经、史、子、集）与道德伦理（三纲五常）的根本性，强调这些是立国之本、秩序之源，不可动摇。“外篇务通，以开风气”，系统介绍西学之“用”，包括学校、地理、工商、矿务、铁路、兵学、律学等具体实务。其逻辑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将中学置于“体”（本体、根本原则）的地位，将西学限定于“用”（实用技术、方法）的范畴，试图在理论上调和二者矛盾。 第二步：“中体西用”论在《劝学篇》中的具体阐释 张之洞并非“中体西用”的首倡者，但其在《劝学篇》中对此进行了最系统、最权威的官方阐述。在“内篇”如《同心》、《明纲》中，他极力维护儒家伦理与清廷统治的合法性，认为“三纲”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在“外篇”如《益智》、《游学》、《设学》中，则大力主张学习西方科技、教育制度乃至部分法律政治知识，以图富强。他特别强调“西学”并非仅指技术，也包括“西政”（如学校、赋税、武备、律例、通商等具体制度），但明确排除西方“民权”“自由”“议会”等核心政治理念，认为这些会破坏“纲常”之体。这种选择性吸收，体现了其思想的内在限度与现实功利性。 第三步：成书背景与政治意图的双重性 《劝学篇》撰于1898年春季，正值维新变法思潮高涨且新旧斗争白热化之际。其政治意图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对康梁激进变法思想的“纠偏”与批判，以官方立场划清向西方学习的边界，抵制“民权平等之说”，服务于维护清朝统治的根本目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向慈禧太后及保守派势力表明，倡导西学并非必然导致政治革命，可以在维护纲常的前提下进行可控的改革，从而为洋务派（后期新政派）的实务改革争取空间。此书实为张之洞在帝党（维新派）与后党（保守派）之间寻求平衡的政治宣言。 第四步：历史反响、传播与复杂影响 《劝学篇》因其体系完整且立场“稳妥”，迅速获得朝廷认可。1898年7月，光绪皇帝谕旨颁行全国，誉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它也被广泛刊印，并翻译成英、法文，成为清廷对外展示其“开明”姿态的文本。其影响复杂：在实践层面，它为随后“清末新政”提供了理论先导和行动清单，许多教育改革、实业举措源于其“外篇”设想。在思想层面，它既推动了西学知识的合法化传播，也因其对根本政治制度的维护而受到革命派（如章太炎）和激进维新派（如何启、胡礼垣著《〈劝学篇〉书后》予以驳斥）的猛烈抨击，被视为维护专制、阻碍根本变革的典型。 总结：《劝学篇》是晚清“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式官方表述，其精心的文本结构反映了张之洞在传统与近代、保守与变革之间的调和努力。它既是洋务运动思想的总结与发展，也预演了清末新政的基本路向，同时暴露了清王朝在根本制度变革上的致命犹豫，成为观察晚清改革思想内在矛盾与历史局限的关键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