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券约与债务关系 秦汉时期的券约与债务关系，是理解当时社会经济交往、法律制度及民间信用体系的关键。其发展脉络清晰，从简单的债务凭证演变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复杂契约文书，并深刻嵌入国家治理与社会结构之中。 首先，从物质载体与基本形式讲起。秦汉债务关系的主要凭证是“券”，或称“券书”。券通常由竹木简牍制成，将债务内容（如借贷双方、金额、利息、偿还期限等）书写其上，然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持右券，债务人持左券，所谓“右券以责，左券以待合”。偿债时需两券相合，即“合券”，方能确认债务履行。这种“分执合验”的方式，是当时确保契约真实性与防伪的核心技术。除借贷外，买卖、租赁、合伙等经济活动中也广泛使用券书。 其次，债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利息限制。秦律与汉律均对债务有明确规定，承认并保护合法的债务关系。官府会介入债务纠纷的审理与执行。一个关键规制是利息上限。秦《厩苑律》等已有涉及，汉景帝时期曾明确下诏“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它议令：民欲贷钱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 虽然此诏背景特殊，但反映出官方对利息的关注。西汉成帝时，有“取息过律”的罪名，侯爵因放贷利息超过法定标准而被免爵。东汉普遍认可的通行利率是“岁什一”（年利率10%），但实际中，尤其是高风险借贷，利率常远超此数，所谓“倍称之息”（100%利息）时有发生。 再者，债务担保与风险转移机制。为确保债务偿还，形成了多种担保方式。一是“质”，即动产质押，债务人将衣物、车马、土地甚至奴婢等财物抵押给债权人。二是“赘”，即人身担保，债务人以自身或亲属劳力为担保，逾期不能偿还则需为债主服役抵债，此即“赘子”、“赘婿”的重要来源之一，社会地位极低。三是“保人”，即第三方担保。这些担保措施将债务违约的风险部分转移，但也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压力，常导致债务人破产或身份沦落。 第四，国家权力与债务的互动。官府本身也是重要的借贷主体。一是“假民公田”时收取的“假税”，具有租赁与债务混合性质。二是官府向百姓出借粮食、种子、耕牛等，尤其在灾荒时节，此为“赈贷”，虽带救济色彩，但需按期归还。三是特殊政策下的债务免除，皇帝常因即位、祥瑞、灾异等颁布“赦令”，其中包含“赦天下徒”或“逋贷勿收”，即免除官府借贷中未能偿还的债务（“逋贷”），这既是仁政体现，也是调节社会矛盾的手段。 最后，债务关系的社会影响与历史意义。广泛的债务活动促进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但也成为社会分化的加速器。豪强富户通过放贷兼并土地，使大量自耕农“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加剧了土地集中与流民问题，如西汉董仲舒所批判的“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债务纠纷是民间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律令与司法实践构成了秦汉民法的重要内容。同时，券约的规范化、仪式化（如见证人“旁人”、“任者”签署），体现了从“口誓”信用向“文书”信用的演进，是古代中国契约文明成熟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