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形成的一种重要思想纲领。其核心主张是，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为根本（“体”），同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工业制造乃至部分制度措施来补充和辅助（“用”），以达到自强和巩固统治的目的。 这个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其核心要义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实践。 思想前奏与实践萌芽（19世纪60年代前） ：早在鸦片战争后，魏源等早期开明士大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视为其直接思想源头。这一主张已隐含将西方技术视为可资利用的“工具”，而中国自身文明仍为主体。随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开始在实践中引进西方武器、创办军事工业，这种“取西人之器数，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务实做法，为“中体西用”论奠定了实践基础。 概念提炼与明确表述（19世纪60-90年代） ：随着洋务事业的展开，如何从理论上调和传统纲常与西方技艺的矛盾变得迫切。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最接近的明确表述。此后，王韬、郑观应等人均有类似议论。但最终使其成为一个固定表述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洋务派核心理论家。 核心倡导者与系统阐述 ：洋务派官员和思想家如李鸿章、沈葆桢等在奏议中反复申明其意。而1898年，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官至礼部尚书的 张之洞 ，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对“中体西用”思想进行了最系统、最权威的阐述。他将“体”明确为“中学”（即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核心是三纲五常），将“用”界定为“西学”（即西政、西艺、西史，但排斥其政治核心价值）。他强调“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试图为当时激荡的变革思潮划定一个安全的边界。 具体内涵与实施范畴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西用”的范围被严格限定。主要包括： 军事技术 ：兴办近代兵工厂（如江南制造总局），建立新式陆海军。 工业制造 ：创办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矿修路，以“求富”支持“自强”。 科学技术 ：翻译西书，兴办新式学堂（如同文馆），派遣留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技术。 有限制度借鉴 ：后期扩展到某些工商管理、法律、教育制度层面的模仿。 而涉及国家根本的 君主专制政体、宗法伦理秩序和科举取士制度 ，则作为“中体”被坚决维护，不容动摇。 历史作用与内在矛盾 ：这一思想在特定历史阶段起到了积极作用：它 在理论上 为引进西方文明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实践中 推动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减少了洋务事业的阻力。然而，其 根本矛盾 在于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性。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产生于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体”），将其工具性地剥离并嫁接于中国旧的体制之上，必然导致严重的水土不服和效能低下。甲午战争的惨败，深刻暴露了仅变“用”而不变“体”的局限性。 思想影响与后世演变 ：“中体西用”论的影响深远。它不仅主导了洋务运动，其思维模式也影响了后来的维新变法（如康有为“托古改制”）乃至清末新政。随着时代发展，其内涵也被后人不断重新诠释和争论，成为探讨中国现代化道路中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经典命题。它的提出、实践与困境，集中体现了晚清社会在传统与近代化之间挣扎与调适的艰难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