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公共乞丐身份标识与救济管理 第一步：乞丐现象的普遍性与社会认知 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城市，乞丐是一个庞大且高度可见的社会群体。贫困、战争、疾病（如黑死病）、残疾和农业歉收迫使许多人离开乡村，流入城市乞讨为生。当时的社会观念深受基督教影响，将“自愿清贫”视为一种美德，施舍也被认为是获得救赎的善行。因此，乞丐的存在被视为给予富人行使慈善机会的“神圣必需品”，乞讨本身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容忍甚至制度化的社会行为。 第二步：乞丐群体的分化与欺诈担忧 随着城市乞丐数量激增，特别是14世纪黑死病后社会秩序重组，市政当局和市民开始区分“值得救助的穷人”和“不值得救助的乞丐”。“值得救助者”通常指本地居民中因年老、疾病、孤儿寡母等原因陷入贫困的人；“不值得救助者”则指身体健全却选择流浪乞讨的外来人、假装残疾的欺诈者，以及有组织的乞讨团伙。后者被视为社会秩序、公共卫生和道德的危险，他们被指控为懒惰、犯罪和传播疾病的源头。这种区分催生了管理需求。 第三步：身份标识制度的引入 为了有效管理，许多城市（如纽伦堡、斯特拉斯堡、巴黎、伦敦等）在14至15世纪陆续颁布了“乞丐法令”。核心措施之一是实行 “乞丐身份标识” 制度。具体做法如下： 资格审核与登记 ：只有经市政官员或教会慈善机构审查后，被认定为“本地值得救助的穷人”才能获得合法乞讨资格。 颁发标识物 ：获得资格者会被颁发一个醒目的、难以伪造的身份标识。这通常是一枚特制的 徽章（badge） ，有时是一块特定颜色的布片或一个令牌。徽章上可能刻有城市纹章、特定圣徒像（如施舍的主保圣人圣马丁）或字母，以证明佩戴者的合法身份和所属教区。 佩戴规定 ：法令强制要求乞丐在乞讨时必须将标识佩戴在衣服的显眼位置，通常是胸前或手臂上。 第四步：标识制度的具体运作与空间管理 划区乞讨 ：合法乞丐通常被限定只能在指定的教区或城市区域内乞讨，禁止流窜。徽章本身就隐含了地域归属信息。 时间与行为规范 ：法令可能规定乞讨时间（如不得在弥撒期间），并禁止 aggressive 或欺诈性的乞讨行为。 对外来乞丐的驱逐 ：没有本地标识的乞丐被视为“外来流浪者”，会被城市守卫驱离、逮捕甚至鞭笞。屡教不改者可能被投入监狱或烙上印记。 与制度化救济的结合 ：这套标识系统往往与城市济贫院、医院和教区救济名单相联动。持有标识的乞丐可能同时领取定期的食物配给或小额救济金，作为对他们有限乞讨权的补充或替代。 第五步：制度的影响与社会意义 社会控制 ：身份标识制度是中世纪晚期城市权力扩张、试图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监控和规训的典型体现。它将“贫困”从一种宗教道德状态，转变为需要行政界定和管理的 社会身份 。 社区边界的强化 ：通过区分“本地/外来”、“值得/不值得”，制度强化了城市共同体（citizenry）的排他性边界，将救济资源与市民身份更紧密地捆绑。 国家济贫的前奏 ：这种将慈善行为制度化、官僚化的尝试，是后来16世纪宗教改革后欧洲各国建立 国家主导的济贫法体系 的重要先驱。它标志着社会救济从基于个人善心的随机行为，向基于资格审核和公共管理的系统性政策的转变。 乞丐的应对 ：乞丐并非完全被动。历史记录显示存在伪造徽章、交换或偷盗标识、在检查时佩戴而平时不戴等抵制策略。这体现了底层民众对管控的灵活应对。 总结而言，中世纪晚期的城市公共乞丐身份标识制度，是应对大规模贫困的社会治理创新。它源于宗教慈善传统，但发展为一套结合了身份认证、空间限制和行为规范的早期社会管控体系，深刻反映了中世纪社会向近代转型过程中，在贫困观念、社区认同和社会管理方式上的复杂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