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乐与雅乐重建 第一步：秦至汉初雅乐衰微的现实背景 秦统一后，秦始皇虽在咸阳仿建六国宫室，汇聚各国乐舞，但其音乐政策服务于宫廷享乐与威严展示，且因焚书、禁私学，周代传承有序的雅乐（用于祭祀、朝会等正式礼仪的乐舞）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战乱与秦朝短暂统治，导致通晓雅乐制度的乐师、乐官流散，乐器、乐谱（如用“律吕”谱记的乐章）大量亡佚。至汉朝建立初期，宫廷音乐呈现“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的局面，即乐工仅能演奏形式，却无法阐释其背后的礼乐内涵与制度规范。 第二步：汉初的乐府采集与俗乐兴盛 在雅乐残阙的情况下，汉初宫廷音乐活动主要依赖两个来源：一是承袭秦朝遗留的“房中乐”等旧乐；二是通过乐府机构广泛采集民间歌谣与俗乐。汉武帝时大规模扩建乐府，令其“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促进了各地民间音乐（如相和歌、鼓吹乐等）的繁荣。这些俗乐生动活泼，但被儒家士大夫视为“郑卫之音”，不合用于庄严的宗庙祭祀与国家大典，从而凸显了重建雅乐的迫切性。 第三步：武帝时期制礼作乐与雅乐重建的尝试 汉武帝时期，随着国力强盛与儒家思想地位提升，开始系统性地“制礼作乐”。主要措施包括：1. 设立乐官机构 ：太常属下设太乐令，专掌雅乐；乐府则掌俗乐。2. 搜求遗贤与古乐 ：如河间献王刘德曾献所搜集的“雅乐”，但武帝仅令乐官存习以备参考，因其古奥难以直接应用。3. 创作新雅乐 ：由司马相如等文士作诗颂，由李延年等音乐家协律作曲，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等作品。然而，李延年出身倡优，长于俗乐，其所协之律虽能入乐，但仍被儒者诟病“不类雅声”，体现了雅乐重建中音乐形式与礼乐精神的矛盾。 第四步：西汉中后期礼乐争论与理论构建 雅乐重建的核心难题在于“何为雅乐”。儒家学者认为雅乐不仅是音律，更是“德音”，须与礼制、教化紧密结合。宣帝时召开石渠阁会议，涉及礼乐议题。至西汉末年，大儒桓谭、刘向、刘歆父子及班固等，均对乐制进行过深入研究与辩论。他们致力于从经典（如《礼记·乐记》）中挖掘理论，强调“乐者，通伦理者也”，主张雅乐应具备“和民声”、“感动人之善心”的教化功能，并试图厘定乐律（如三分损益法）、乐器（如钟、磬、瑟、竽的形制与编制）、乐舞（如八佾之舞）的规范。 第五步：王莽与东汉的雅乐制度化实践 王莽执政时期，依托古文经学，仿照《周礼》进行了一系列礼乐复古活动，虽多理想化，但推动了雅乐制度的文本化与系统化。东汉光武帝中兴后，雅乐重建进入更务实阶段：1. 继承与整编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将西汉旧乐分类定为“太子乐”（用于重大祭祀）与“雅颂乐”等四品，使雅乐使用有了明确等级规定。2. 完善机构 ：设立“太予乐署”，由精通儒学的官员（如桓谭曾任议郎掌乐事）管理。3. 教育传承 ：雅乐的演习成为太学及贵族教育的一部分，通晓音律与礼乐成为儒者的修养之一。东汉宫廷的重要礼仪，如祭祀天地、宗庙、朝会大典，均使用重建后的雅乐体系，标志着其初步制度化。 总结：习乐与雅乐重建的历史意义 秦汉时期的“习乐”活动，经历了从秦代衰微、汉初俗乐兴盛到中后期系统性雅乐重建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音乐艺术的恢复，更是儒家礼乐思想与王朝正统性建构的关键环节。雅乐重建融合了文献考据、理论争鸣、制度设计与艺术创作，最终形成了服务于国家礼仪的乐舞体系，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礼乐相须为用”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礼乐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