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

1. 历史背景与殖民根源：卢旺达的主要人口构成是胡图族（约85%）和图西族（约14%），两者共享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上更多是社会阶层而非严格种族划分。殖民时期（先是德国，后是比利时）强化了这种差异。比利时殖民当局（1920年代起）推行身份证制度，固定了“图西族”和“胡图族”的身份，并扶持占少数的图西族进行间接统治，制造并固化了族群对立。1959年，胡图族发动革命，推翻图西族主导的君主制，大量图西人流亡邻国。1962年独立后，卢旺达建立了胡图族主导的政权，此后数十年间，对流亡图西武装的恐惧和国内政治斗争，使得针对图西族的歧视和零星暴力持续不断。

2. 导火索与计划启动：1990年，由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成的“卢旺达爱国阵线”从北部入侵，引发内战。在外部压力和谈判下，1993年签署《阿鲁沙协定》，旨在权力分享和实现和平。然而，胡图族极端势力坚决反对。1994年4月6日晚，载着卢旺达胡图族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的飞机在首都基加利被击落（凶手至今未明），成为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数小时内，由胡图族极端分子控制的政府、军队、宪兵和媒体迅速启动了一项蓄谋已久的、系统性的灭绝计划。

3. 屠杀进程与核心特征：屠杀从基加利迅速蔓延至全国。核心执行者包括总统卫队、正规军、宪兵以及被大量动员的胡图族民兵（如“联攻派”）。政府通过电台（如“千丘自由广播电视台”）进行仇恨宣传，指名道姓地煽动杀害图西族和温和派胡图族。屠杀极其残忍，主要使用砍刀等简陋武器。遇难者不仅是图西族，也包括任何被怀疑同情图西族或反对极端政权的胡图族人。屠杀具有高度组织性，常以路障检查身份证的方式进行甄别和杀害。在约100天的时间里，估计有80万至100万人被杀害，其中图西人占绝大部分，杀戮速度远超历史上任何一场大屠杀。

4. 国际社会的失败反应：事件发生时，联合国在卢旺达驻有一支小规模援助团。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不仅没有增兵干预，反而在极端政权要求下，决议将部队削减至象征性的270人。美国因索马里“黑鹰坠落”事件阴影，极力避免“干预”；比利时则因10名士兵被杀而撤军。国际社会普遍避免使用“种族灭绝”一词，以免触发《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规定的干预义务。在整个屠杀期间，国际社会基本处于旁观状态，未能采取有效行动制止。

5. 结局、后果与后续审判：屠杀最终被卢旺达爱国阵线的军事胜利所终止。1994年7月，RPF攻克基加利，组建新政府，但国家已满目疮痍，近四分之一的国民死亡，经济崩溃，难民潮（包括大量参与屠杀后害怕报复的胡图族人）冲击邻国。为追究责任，联合国安理会于1994年11月设立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审理高级别责任人。卢旺达国内则恢复了传统的“盖卡卡”社区法庭体系，处理数量庞大的中低级别参与者，旨在促进社区和解。这场悲剧彻底改变了卢旺达的人口结构、政治生态和国际社会对“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