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应量理论演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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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
该理论源头可追溯至16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核心是“货币数量说”,认为一国物价水平(P)直接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M)。其经典表述为“费雪方程式”(MV=PT,20世纪初由欧文·费雪系统阐述),假定货币流通速度(V)和商品交易总量(T)短期内稳定,因此货币供应量M的变化将完全体现在价格P的同比变化上。这意味着货币是中性的,仅影响物价,不改变实际产出。 -
凯恩斯主义对货币作用的重新定位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挑战了货币中性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不仅通过利率影响投资,还通过流动性偏好影响经济。他强调,在严重萧条时存在“流动性陷阱”,增加货币供应可能无法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导致货币政策失效。此时,货币供应量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的经济调节工具,财政政策更为关键。 -
货币主义的复兴与“单一规则”
20世纪70年代“滞胀”促使米尔顿·弗里德曼复兴并修正了货币数量论。他通过实证研究强调货币供应量(尤其是M2)的长期增长与名义收入增长有稳定关系,且货币流通速度相对可预测。他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主张央行应放弃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实行按固定增长率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以稳定经济预期。 -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的挑战
与货币主义的外生货币(央行可完全控制)观点相对,后凯恩斯经济学家(如尼古拉斯·卡尔多)提出内生货币理论。他们认为在信用货币体系下,货币供应由经济主体的信贷需求驱动,商业银行通过放贷“创造”存款,央行更多是适应性地提供准备金。因此,货币供应量常是内生于经济周期的,而非央行的外生控制工具。 -
金融创新与货币供应量目标的失效
20世纪8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和创新(如货币市场基金、电子支付)使货币定义模糊、流通速度不稳定,货币供应量与通胀、产出的历史关系被打破。各国央行逐步放弃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政策框架,转向以利率为主要工具的通货膨胀目标制。货币供应量自此更多作为监测金融环境的指标之一,而非直接政策锚点。 -
当代理论与量化宽松(QE)的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主要央行实施QE,大规模增加基础货币供应。这再次引发对货币理论的反思:在零利率下限和银行惜贷环境下,巨额准备金并未导致传统货币数量论预测的高通胀,凸显了货币乘数机制失灵和“银行准备金过剩”时代的新特征。这促使理论更关注央行资产负债表结构、信贷渠道以及预期管理,而非简单的货币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