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土地法》（1946年修订） 立法背景与动因 ：首先，1946年的修订是基于1930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土地法》在实施十余年后暴露的诸多问题。战时及战后中国社会经济的剧变，尤其是农村土地关系紧张、地权不均加剧、城市土地投机猖獗，使得原法在“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核心理念的实现上显得力不从心。国民政府为应对战后重建、缓解社会矛盾、并为其“宪政”实施铺垫经济基础，决定对土地法进行重大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与核心原则 ：此次修订涉及范围极广，核心可归纳为几个方面。其一， 地权调整 ：进一步细化对私有土地面积最高额的限制，加强对“不在地主”（土地所有者长期不在土地所在地）土地的管制与征收，旨在削弱大地主势力。其二， 地租管制 ：明确重申并强化“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即“三七五减租”）的规定，且规定租约必须以书面订立，保障佃农的永佃权与承租权，实质是削弱地主剥削。其三， 地税改革 ：试图推行更为彻底的“照价征税”和“涨价归公”政策，即要求地主申报地价，按价征收土地税，土地自然增值部分收归公有，以打击土地投机。其四， 土地使用管制 ：新增了对城市土地规划利用的详细规定，强调政府对城市土地的征收权与规划权，以促进都市建设。 立法过程与争议 ：该法的修订过程漫长且充满争议。草案于1946年初由地政署拟就，经立法院多次审议。争议焦点集中在：土地税率的高低、政府照价收买土地的权力边界、对地主权益限制的力度等。不同派系（如CC系、政学系）及利益集团（地主乡绅、工商资本）在立法院内角力激烈，导致部分激进条款被修改或弱化。最终版本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于1946年4月29日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实施情况与效果 ：法律的实施面临巨大挑战。首先， 政治与军事环境恶劣 ：修订法颁布时，国共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政府统治区动荡，政令难以有效推行至广大农村，尤其在许多地区，基层政权仍与地主阶层紧密捆绑，对减租限田政策阳奉阴违。其次， 执行机构能力不足 ：地籍整理、地价评估等基础工作需要强大的行政与技术力量，但战后国民政府财政匮乏，地政机关人力和资源严重短缺，导致“照价征税”等关键措施多流于纸上谈兵。因此，该法在大部分国统区的实际成效非常有限。 历史意义与影响 ：尽管实施效果不彰，1946年《土地法》修订仍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国民政府在法律层面，对孙中山“平均地权”纲领最系统、最激进的一次制度化尝试，是其土地政策理论的顶峰。它的失败，深刻暴露了国民党政权无法触动其统治基础（农村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社会改革的根本性矛盾。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则更为彻底和有效，这成为影响国共内战民心向背的关键因素之一。该法的一些原则（如三七五减租）后来在台湾地区得以初步实施，并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土地改革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