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梅尼主义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第一步：霍梅尼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根基 霍梅尼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其核心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所阐释的“教法学家监护”理论。在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传统教义中，在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期间，由宗教学者代行部分宗教权威。霍梅尼在20世纪70年代的讲演和著作中，将这一理论激进化与政治化，主张在伊玛目隐遁期间，应由最精通伊斯兰教法的法基赫（教法学家）担任伊斯兰国家的最高政治与宗教领袖，全面行使监护权。这一思想直接挑战了巴列维王朝的世俗王权，为建立伊斯兰共和国提供了理论蓝图。 第二步：巴列维王朝现代化与专制引发的全面危机 霍梅尼主义的兴起与传播，植根于礼萨汗及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推行的现代化改革所引发的深刻社会矛盾。其“白色革命”虽促进经济增长，却导致土地兼并、城市化过快、贫富悬殊加剧。全盘西化政策严重冲击传统宗教价值观和商人群体的利益。同时，王国依靠秘密警察实行高压统治，压制所有反对派，包括民族主义者、左翼分子和宗教人士。这种政治专制、经济失衡与文化疏离的结合，使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反对运动获得了跨越阶级的广泛社会基础。 第三步：革命联盟的形成与革命进程（1978-1979） 革命并非由霍梅尼或宗教势力单独发起。初期，抗议由世俗的自由派、左翼团体领导。然而，霍梅尼以其坚定的反君主制立场、清晰的伊斯兰政府愿景以及流亡海外不受妥协的形象，逐渐成为各反对派的共同象征和凝聚力核心。1978年，政府镇压示威者引发的多次流血事件（如“黑色星期五”）使矛盾激化，全国性罢工、游行风起云涌。石油工人罢工严重打击经济。此时，革命联盟包括：忠于霍梅尼的宗教网络、传统巴扎商人、城市贫民、部分左翼组织及世俗知识分子。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2月，霍梅尼结束流亡回国，任命临时政府，并通过全民公投于4月1日宣告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第四步：伊斯兰共和国的制度构建与“文化革命” 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及其支持者迅速着手巩固神权统治。1979年12月通过的新宪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教法学家监护”原则，设立最高领袖职位（霍梅尼担任）并赋予其超越总统和议会的至高权力，同时建立由宗教学者主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等机构，确保政权符合伊斯兰原则。与此同时，对革命联盟中的前盟友——如左翼人民党、人民圣战者组织以及自由主义势力——进行清洗和镇压。在教育、司法和文化领域推行全面伊斯兰化，即所谓“文化革命”，清除西方和世俗影响，将宗教意识形态注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第五步：两伊战争的影响与霍梅尼主义的制度化 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对新生政权的巩固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长达八年的战争被政权塑造为“神圣保卫战”，外部威胁极大地转移了国内矛盾，强化了民众的宗教认同和牺牲精神，使得革命政权能够以战争名义进一步集中权力、压制内部异议、建立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强大军事和安全机构。战争期间及战后，霍梅尼主义从一套革命理论彻底转变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制度现实。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通过修改宪法，确立了专家会议选举最高领袖、设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等机制，确保了神权体制在创始人去世后的平稳延续与适应性调整。霍梅尼主义由此定义了当代伊朗的政治形态，并持续影响中东地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