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督责之术与吏治考核 首先，理解“督责”的核心含义。在秦汉政治语境中，“督”指督察、监督，“责”指诘问、问责。“督责之术”是上级官员，尤其是皇帝和中央，对下级官吏进行监督、考察、问责，以确保行政效率、法令贯彻和政权稳定的系统方法与技术。它既是具体的管理手段，也蕴含着法家“形名参同”（核查言论与实际是否相符）、“循名责实”（依据职位名分追究实际绩效）的思想内核。 其次，探究其制度化的载体—— 上计制度 。这是秦汉督责之术最核心、最常规的体现。每年，地方郡守、国相需派遣“上计吏”携带“计簿”（统计报告）赴京，向丞相（西汉后期为尚书）汇报。计簿内容包括：辖区户口、垦田、钱谷出入、盗贼多少、刑狱状况等量化数据。朝廷通过审核这些数据，评判地方官政绩优劣，决定其升黜赏罚。此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常态化的“督”与“责”。 第三，分析常规考核之外的 临时性监察与特使巡查 。除了固定的上计，中央还会派遣御史、刺史（汉武帝后）、绣衣直指等监察官员，或临时委派“使者”巡查地方。他们不处理日常行政，专司“督责”，察举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如贪污渎职、苛暴扰民、政策执行不力等。这种不定时、不定点的督察，构成了对常规上计的重要补充和威慑。 第四，考察督责过程中的 法律依据与文书程序 。督责并非随意进行，而是依据既定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如《秦律》中的《效律》、《置吏律》，汉代的《刺史六条问事》等。整个过程高度依赖文书：下级的上报文书、上级的诘问文书（“举劾”、“移书”）、调查记录（“爰书”）、最终的判决或处理文书。文书往来构成了督责的实体流程，确保了问责的可追溯性和形式公正。 最后，论述督责之术的 政治目的与实际效果的双重性 。其根本目的是强化中央集权，确保皇帝意志和朝廷法令能穿透官僚层级，直达基层，即所谓“督责以驭下”。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政效率，打击了地方惰政与不法。但过度或扭曲的督责也带来弊端：地方官员为迎合上计数据，可能虚报户口垦田，或为求“无盗贼”而隐瞒案情；酷吏借严苛督责以立威，加剧吏治严酷；文书主义盛行，导致行政僵化。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将督责推向极端，是其速亡原因之一；汉代则逐渐将其与儒家教化结合，试图平衡“霸道”与“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