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1945年修正公布） 首先，你需要了解这部法律的根本属性。它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诉讼制度最终定型的基本法，于1945年12月26日修正公布。此次修正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1935年修订版基础上的大规模调整，旨在总结抗战经验、吸纳司法实践反馈，并部分回应当时国内外司法改革的呼声，是民国刑事诉讼法史上最后一次重大修订。 接下来，我们深入其修正背景与动因。此次修正在抗战胜利前后进行，其动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战时司法实践暴露了1935年法典的诸多不足，如战区诉讼程序、非常时期证据规则等；二是国民政府为塑造“法治建国”形象，配合“宪政”准备，进行法律体系的梳理；三是受二战后国际人权思潮及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理念的间接影响，试图在职权主义框架内增强对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保障。 然后，我们探讨其主要的修正内容与特点。与1935年法典相比，1945年修正案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第一， 强化对被告人人权的程序性保障 ，例如进一步明确并细化了辩护权、申请回避权，对拘提、羁押等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和审查作出了更严格的限制。第二， 调整证据规则 ，虽仍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但增加了若干限制性规定，对非法取证、传闻证据的排除有了初步的、更具操作性的指引。第三， 完善审级与再审程序 ，对第三审上诉的范围、非常上诉及再审的理由和流程进行了更清晰的界定。第四， 增设“简式程序”规定 ，针对事实清楚、证据明确或被告人自白的轻微案件，允许简化庭审环节，以提高司法效率。总体而言，它试图在 国家追诉效率 与 个人权利保障 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再者，分析其实际施行情况与历史局限。该法于1946年起逐步施行，但其实际运行受到严重制约：一是随即爆发的全面内战导致许多条文，尤其是关于人权保障和正常司法秩序的规定，在“戡乱”背景下被《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及相关特别法架空；二是司法独立始终未能真正实现，党、政、军、特机关常干涉司法；三是当时中国经济凋敝、司法资源极度匮乏，许多程序规定在实践中难以落实，边远地区尤甚。因此，这部法律在文本上代表了民国刑事诉讼法的最高水平，但其法治理想与司法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 最后，认识其历史定位与影响。1945年修正的《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法律移植基础上，完成刑事诉讼法典体系化、精细化的最终文本成果。它总结了自清末修律至南京国民政府近四十年的刑事诉讼制度演进经验，其法典结构（总则、第一审、上诉、抗告、再审、非常上诉、简易程序、执行、附带民事诉讼）和多数原则对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体系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成为其后续数十年修法的蓝本。对于中国大陆而言，它作为旧法统的一部分被废止，但其立法技术、概念体系以及所触及的程序正义问题，仍是中国法律近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