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民法总则》（1929年） 立法背景与地位 ：这部分法律是《中华民国民法》的第一编，于1929年5月23日公布，同年10月10日施行。它并非一部独立的法律，而是整套民法典的“总纲”或“基本原则”部分。其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旨在废除传统宗法伦理下的旧律，建立以平等、契约自由为核心的近代资本主义民事法律体系，与后续的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共同构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核心内容与结构 ：总则编共七章，规定了适用于所有民事关系（财产、家庭等）的共通性规则。其核心章节包括：第一章“法例”（规定法律适用原则）；第二章“人”（确立自然人与法人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首次在法律上明确承认“法人”制度）；第三章“物”（定义法律上的“物”及分类）；第四章“法律行为”（规定意思表示、契约成立、无效与撤销等核心交易规则）；第五章“期日及期间”；第六章“消灭时效”（规定权利不行使而消灭的时间）；第七章“权利之行使”（规定行使权利的原则与限制）。 核心原则与创新 ：该编引入了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瑞士民法）的诸多基本原则： 权利能力平等原则 （至少在法律形式上否定了传统社会的不平等身份）； 私权神圣与契约自由原则 ； 过失责任原则 。其重大创新在于系统建立了“法律行为”理论，将民事活动抽象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行为，为市场经济活动提供了统一、可预测的法律工具。同时，它确立了“法人”制度，为公司等经济组织的设立与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 实施影响与历史意义 ：该法总则编及其后续各编的颁布，终结了清末以来民事法律破碎、新旧杂糅的局面，首次在中国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现代民法典体系。它极大地促进了民事关系的规范化，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部分法律障碍。然而，由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其中许多先进的平等、自由原则（尤其在亲属、继承领域）在实践中并未能完全落实，形成了“纸面上的法律”与“社会中的法律”之间的巨大张力。它奠定了此后中国民法理论与立法的基础，其框架和诸多概念至今仍影响着海峡两岸的民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