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客”与依附关系 第一步：明确“客”的基本概念与早期形态 在秦汉时期，“客”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身份概念，其核心是相对于“主”而言的依附者。它并非单一职业，而是一种基于人身依附、经济依赖或政治从属的关系身份。战国时期，“客”主要指依附于贵族、官僚或豪强的门客、食客，如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所养之客。他们为主人提供智力、武力乃至日常服务，主人则提供生计与庇护，这种关系具有较强的人身隶属性，但并非完全的奴隶。 第二步：秦汉之际“客”的演变与类型分化 秦及汉初，随着社会结构剧变，“客”的形态开始分化，主要呈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宾客/门客 ：继承战国遗风，多为士人、游侠、策士，依附于王侯、将相、地方豪强。他们参与谋议、执行任务，是主人扩展势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如张耳、陈余曾为信陵君门客，汉初诸侯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等亦广招宾客。 佃客/田客 ：这是经济依附关系加强的产物。随着土地兼并加剧，大量自耕农破产，被迫依附于大地主（豪强地主），租种其土地，缴纳高额地租（通常为收获物的百分之五十，即“见税什五”），并承担一定的劳役。他们户籍附于主人，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后世佃农和依附农的前身。 部曲 ：最初为军队编制，东汉后期逐渐演变为私兵性质的依附民。豪强将佃客、宗族等武装起来，组成私人军事力量，亦兵亦农，战时作战，平时生产，对主人有极强的隶属关系。这是“客”向军事依附发展的极端形态，为魏晋南北朝部曲佃客制奠定了基础。 第三步：“客”的法律地位与社会管控 秦汉政权对“客”这一游离于国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力量，始终抱有警惕并试图加以管控： 秦律与汉初 ：法律上强调对人口的控制，严厉惩罚逃亡。主人对其“客”有一定程度的庇护权，但国家亦有权征发“客”服役（如戍边）。客杀伤人，主人有时需连带负责。 汉武帝时期 ：为打击豪强势力，强化中央集权，武帝推行“徙陵”政策，将地方豪强及其依附人口（包括大量宾客、佃客）强制迁至关中帝陵周边，予以监视和削弱。同时，任用酷吏诛杀豢养大量宾客、横行地方的豪侠，如郭解。 东汉时期 ：政府对“客”的管控能力相对减弱。光武帝刘秀曾下令“度田”，核心目的之一就是清查豪强隐瞒的田地和依附人口（包括佃客），但因豪强抵制未能彻底执行。东汉中后期，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宾客、部曲数量剧增，且与国家争夺赋税、兵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步：“客”与东汉魏晋社会结构的转折 “客”的普遍化与强化，是理解秦汉至魏晋社会结构转变的关键线索。 生产关系层面 ：大量“佃客”的出现，标志着以租佃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逐渐取代自耕农经济，生产者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日益加深。 政治军事层面 ：私人部曲武装的兴起，削弱了中央的军事垄断权，地方豪强依靠宗族、宾客、部曲形成独立性强的地方势力，成为东汉末年割据混战的基础（如汝南袁氏、颍川荀氏等均养客数千），并最终演变为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与坞堡经济。 身份制度层面 ：“客”的卑微化和世袭化倾向日益明显。至东汉末三国，客常与奴连称（如“僮客”、“奴客”），其身份地位接近贱民。曹魏推行“给客制”，孙吴有“复客制”，政府正式承认官僚贵族占有依附人口的合法性，标志着“客”作为一种法定依附民身份的制度化，开启了中古时期佃客部曲制度的大门。 总结而言，秦汉时期的“客”经历了从战国贵族门客到兼具经济、军事依附身份的演变。这一群体既是豪强势力扩张的基石，也是国家编户齐民制度侵蚀的产物。其发展轨迹深刻反映了秦汉社会土地兼并、人口流散、中央集权与地方势力消长的历史进程，并直接孕育了魏晋南北朝典型的社会阶层与生产关系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