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庄子》与道家思想流变

1. 背景与文本基础：首先，需要明确《庄子》一书在秦汉时期的流传状态。该书并非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其内篇、外篇、杂篇的编纂定型过程横跨战国至汉初。西汉前期，朝廷虽推崇黄老思想，但黄老更侧重君人南面之术与治国实践，而《庄子》则代表着道家思想中更注重个体精神自由、齐物我、超脱世俗的支流。当时，《庄子》的文本主要通过民间学者或特定学派（如淮南王刘安的门客）进行抄写、整理和传授，尚未成为官方学术主流。

2. 汉初的潜流与黄老语境下的吸收：在“文景之治”的黄老政治氛围下，《庄子》思想并未显赫，但其部分观念被整合吸收。例如，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的思想，与黄老学的“无为而治”在表面上有相通之处，但《庄子》的“无为”更偏向个人心性的修养与超越，而黄老则强调统治者的简政少扰。这一时期，研习《庄子》者多属隐逸或方术之士，其思想作为一股潜流存在。

3. 武帝至西汉中后期的压抑与暗合：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官方经学成为主流，《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隐逸思想受到压制。然而，在士人阶层中，面对专制皇权的强化和经学日益繁琐僵化，部分知识分子在内心开始寻求精神慰藉。《庄子》中批判儒家仁义礼法、主张逍遥自适的思想，恰好为一些士人提供了内在的精神出路，形成了“外儒内道”的潜在心态。同时，其丰富的寓言和宇宙论思想，也为当时兴起的谶纬、神仙方术提供了一定的话语资源。

4. 两汉之际及东汉的复兴与诠释：西汉末年至东汉，社会危机加深，经学自身的弊病凸显，思想界出现多元化趋势。《庄子》的关注度逐渐回升。东汉前期的学者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庄子》列于道家，进行了官方文献确认。更重要的是，东汉中后期，批判思潮和个体自觉意识萌芽，王充、仲长统等思想家在其著作中虽未专主《庄子》，但其批判精神与自然主义观点，与《庄子》思想有内在共鸣。一些士人如马融、延笃等，在注经或立身行事中，也表现出融合儒道、倾慕老庄的倾向。

5. 汉末的勃兴与玄学先声：到了东汉末年，政治黑暗，名教（儒家礼法）危机深重。以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经学大师已开始兼习道家。随后，党锢之祸后，士人群体对政治极度失望，转而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庄子》与《老子》、《周易》一起，成为清谈名士研读的核心典籍，其“越名教而任自然”、“逍遥游”、“齐物论”等思想被深入探讨和发挥。这一时期对《庄子》的习读和阐释，直接为魏晋玄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风气，标志着《庄子》从潜流、暗流最终汇入思想史的主河道，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对《庄子》的习读，经历了一个从战国文本流布，到汉初作为黄老附庸，再到西汉中后期作为经学压抑下的精神暗流，最终在东汉中后期社会思想转型中复兴，并于汉末成为批判思潮和玄学先声的关键经典的过程。这一历程清晰地展现了道家思想内部支流的演变及其与时代政治、学术主流互动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