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互保”续讲：各方态度与国际反应

• 第一阶段：列强的态度与战略考量

  1. “东南互保”协议的核心是中方地方督抚承诺保护其辖区内的外国生命财产安全与条约权利，以此换取列强不向这些地区派兵的承诺。这高度符合了当时列强，尤其是英国的利益。
  2. 英国在华拥有最大的商业利益，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维持该地区的稳定、避免战火破坏贸易，是其首要战略目标。因此，英国是最早、也最积极支持“东南互保”的列强。其驻上海、汉口等地的领事与外交官，在协议形成过程中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保持了密切沟通与默契。
  3. 其他主要列强如美国、德国、日本等，虽各有盘算，但在维护既得利益、防止局面全面失控这一点上与英国存在共识。它们先后以不同形式对“东南互保”表示了默认或有限支持，将其视为在华北军事行动期间，稳定中国南方局面的有效工具。

• 第二阶段：清廷中枢的尴尬应对

  1. 当“东南互保”的约款内容通过电报传到北京时，清廷中枢（以慈禧太后和端王载漪等主战派为首）正处于对列强“宣战”的亢奋状态。对于地方督抚公开违抗“宣战”上谕、与敌国缔结互保协议的行为，朝廷在法理和情感上都难以接受。
  2. 然而，朝廷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北方战事吃紧，无力对南方实力派进行武力镇压或有效制裁；另一方面，“东南互保”客观上保全了东南财赋重地，为朝廷预留了退路和日后谈判的资本。因此，清廷最初的公开反应是严厉申饬，但在私下通信中态度暧昧。
  3. 随着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朝廷权威跌至谷底。为求生存与日后议和，清廷不得不转为默认甚至事后追认“东南互保”的既成事实。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的上谕中，清廷赞扬东南督抚“度势量力，不欲轻构外衅”的老成谋国行为，等于正式为“东南互保”背书。

• 第三阶段：协议的具体实施与内部张力

  1. 协议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东南各省内部存在不同的政治势力和社会情绪。例如，在张之洞管辖的湖北、湖南，以及刘坤一管辖的江苏、江西、安徽，督抚利用其权威，强力镇压辖区内任何可能引发外衅的“拳匪”活动或排外事件，并严密保护外国使馆、商馆和传教士。
  2. 但部分基层官员、士绅和民众中仍存在强烈的排外情绪，零星冲突时有发生。督抚们需不断平衡“维稳”与“平抚民气”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们也需要应对来自朝廷中保守势力（在初期）的潜在压力和地方顽固派的非议。
  3. 协议的维系高度依赖列强的克制与督抚个人的权威和手段。列强基本遵守了不派兵进入“互保”区域的承诺，但也在沿海沿江增加了舰艇巡逻，以作威慑。督抚们则通过灵活的外交交涉，处理了诸如外国增派卫队、扩大驻军范围等可能破坏互保的潜在危机。

• 第四阶段：国际反应的长远影响

  1. “东南互保”事件向国际社会清晰地表明，清廷中央政府对全国的控制力已严重衰弱，地方实权派（汉族督抚）开始基于现实利益，行使独立的外交和军事决策权。这深刻影响了列强此后对华政策的制定，它们更加注重与地方实权人物直接打交道。
  2. 它暂时保全了中国最富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区域，使其免于战火摧残，为清末“新政”的推行保留了重要的经济和人才基础。
  3. 然而，这一事件也极大地加剧了清末中央与地方的离心倾向，暴露并强化了地方主义的势力。在王朝覆灭前的最后十年，中央权威的重建变得异常困难，为辛亥革命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埋下了伏笔。从国际法角度看，它开创了一个地方政权在中央政府处于“非正常状态”时，自行与外国缔结实质性政治协议的罕见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