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染织工艺 宋元时期的染织工艺建立在蚕桑生产与纺织技术基础之上。宋代丝织业重心南移，官府在汴京、洛阳、成都及江南设织锦院、绫绮务等机构，元代则在全国设立大量官营作坊，如工部下属的“大都人匠总管府”及“各路织染提举司”。官营作坊分工极细，有“绣作”、“刻丝作”、“染作”等，实行“匠户”世袭制，产品专供皇室、官府及赏赐之用。民间染织以江南为盛，出现“机户”专事商品生产，形成“吴绶”、“蜀锦”、“宋锦”等地域品牌。 染料生产与色彩规制是染织工艺的核心环节。植物染料仍为主流：茜草（红）、蓝草（蓝）、紫草（紫）、黄栌（黄）等通过不同媒染剂呈现丰富色相。宋代《营造法式》中记载了矿物颜料使用，元代《碎金》列有“染作篇”记录色彩名称。官方对服饰色彩有严格等级限制，如宋代庶民禁服紫色，元代黄色限于皇室。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掌握“套染”与“复色印染”技术，能通过多次浸染获得间色，如“天水碧”即为淡青绿色。 织物品种与装饰技法体现技术突破。宋代缎纹织法成熟，出现“五枚缎”结构，织物光泽显著提升；元代“织金锦”（纳石失）融合西域金线织造技术，以片金线或圆金线入织，富丽辉煌。提花机经改良可控制数千根经线，能织出复杂缠枝牡丹、云龙等大循环图案。此外，“缂丝”技艺在宋代从实用转向艺术，以“通经断纬”法摹织书画，元代则多用于寺院幡帐。刺绣发展出“平针”、“钉线”、“打籽”等多种针法，宫廷设“绣作”专工。 印染工艺中，夹缬、蜡缬、绞缬三大传统技术持续发展。宋代夹缬使用双雕版对夹印染，对称图案工整，多用于军服与宫廷织物；元代普及单版刷染，效率提升。蜡缬在西南地区流行，以铜制蜡刀绘纹，形成冰裂纹效果。绞缬（扎染）民间应用广泛，出现“鹿胎缬”、“鱼子缬”等纹样。新兴的“浆水缬”以石灰豆浆作防染剂，成本低廉，推动蓝白印花布在民间普及。 纹样题材与艺术风格反映时代融合。宋代受文人审美影响，流行“一年景”（四季花卉）、“翠毛狮子”等写生纹样，构图疏朗。元代因东西交流频繁，纹样融合中亚、西亚元素，如“鹦鹉”、“联珠纹”、“阿拉伯文字纹”常见于织金锦。宫廷织物多见“双头凤”、“麒麟”等祥瑞，佛教八吉祥纹亦盛行。值得注意的是，棉花推广促使棉织纹样发展，元代松江棉布已能印染“棋局”、“花卉”等图案。 染织品的流通与贸易构成重要经济维度。宋代丝绸通过榷场与海外贸易输往辽、金、高丽及南海诸国；元代官营织物常作为赏赐维系与诸王、番邦关系。民间机户产品经“揽户”收购，销往各地市镇，江南“吴绶”甚至远销波斯。染织技术亦随工匠流动传播，如宋室南迁促使北方缂丝技艺传入苏杭，元代将俘获的西域织工安置于弘州、荨麻林等地设局，直接引入“纳石失”技术。 工艺典籍与质量管控体系保障行业规范。宋代《蚕书》详细记载缫丝工艺，元代《农桑辑要》推广植桑与养蚕技术。官府对织物长度、宽度、重量有法定标准，如宋代罗帛须“长四十二尺，重二十两”，元代规定“绢匹长五托半”（约合今8米）。市舶司对出口丝绸设“封桩”查验制度，防止劣质品流出。这些制度与技术积淀，为明清染织业的鼎盛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