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疫情与全球公共卫生应对（1981年至今）》 第一步：疾病的最初识别与命名（1981-1982） 1981年6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在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中，报告了洛杉矶5名 previously healthy（既往健康）的年轻同性恋男子患上一种罕见的肺炎（卡氏肺孢子虫肺炎）。一个月后，又报告了在同性恋群体中出现的卡波西肉瘤病例集群。这些疾病通常只在免疫系统严重受损的人群中出现，暗示存在一种新的、能够破坏免疫系统的病原体。最初，这种疾病被称为“同性恋相关免疫缺陷”（GRID）。但随着病例在血友病患者、接受输血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及其性伴侣中被发现，表明其传播不限于特定群体。1982年，CDC正式将其命名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 第二步：病原体的发现与国际确认（1983-1984） 全球科学家竞相寻找致病元凶。1983年，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吕克·蒙塔尼埃团队首次从一名艾滋病前期患者的淋巴结中分离出一种新型逆转录病毒，命名为“淋巴结病相关病毒”（LAV）。几乎同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加洛团队也分离出一种病毒，称为“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III型”（HTLV-III）。后经证实，两者为同一种病毒。1986年，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将其统一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这场发现引发了美法之间激烈的知识产权争议，直至多年后才达成分享荣誉与利益的协议。 第三步：全球大流行的扩散与早期社会反应（1980年代） 艾滋病疫情迅速演变为全球大流行。传播途径（性接触、血液和母婴垂直传播）被明确，但初期公众因恐惧和误解产生了严重的“艾滋病污名”。患者，特别是同性恋者、吸毒者等群体，遭受严重歧视和社会排斥。许多国家的政府反应迟缓，公共卫生投入不足。1980年代中后期，著名的患者如电影明星罗克·哈德森去世，以及英国王妃戴安娜公开与艾滋病患者握手而不戴手套的举动，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关注度，并挑战了社会偏见。 第四步：治疗突破与防控策略演进（1990年代） 1990年代是转折点。1996年，何大一博士团队提出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俗称“鸡尾酒疗法”。这种联合使用多种抗病毒药物的方法，能有效抑制HIV复制，将艾滋病从一种致命性疾病转变为可控的慢性病，大幅降低了死亡率。在预防方面，安全套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针具交换项目等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被证明有效。同时，国际社会开始加强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于1987年启动了全球艾滋病规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于1996年成立，负责协调全球应对。 第五步：全球危机与大规模国际行动的启动（2000年代） 21世纪初，疫情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严峻，对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2000年，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将艾滋病列为“安全威胁”。国际社会响应力度空前加大：2001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通过《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2002年，全球基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成立，成为主要的国际融资机制。2003年，美国总统布什启动“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这是历史上由单一国家发起的针对单一疾病的最大规模国际卫生倡议。这些举措显著扩大了在中低收入国家的治疗和预防服务可及性。 第六步：“治疗即预防”与迈向终结流行的新目标（2010年代至今） 科学研究持续取得突破。2011年，一项里程碑式的临床试验（HPTN 052）证明，有效抗病毒治疗可使HIV传播风险降低96%，确立了“治疗即预防”的科学基础。暴露前预防（PrEP）药物的出现，为高危人群提供了有效的预防工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了“90-90-90”目标（到2020年，90%的感染者知晓自身状况，90%的确诊者接受治疗，90%的治疗者病毒载量得到抑制）。尽管全球在治疗覆盖面上取得巨大进展，但新发感染下降速度未达预期，且新冠疫情等冲击暴露出卫生系统的脆弱性。当前，全球策略聚焦于消除不平等、加强社区主导、研发疫苗和治愈方法，以期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作为公共卫生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