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纲盐法”与盐政变革 首先，我们来理解 盐政 在明清国家中的核心地位。盐是生活必需品，其生产（盐场）和销售渠道易于控制，因此自汉代以来，盐税就是历代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称为“盐课”。明清两朝继承了这一传统，建立了严格的 官督商销 制度，即政府控制盐的生产（灶户）和专卖许可证（“盐引”），商人纳税领取盐引后，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运到指定地区（“引岸”）销售。这是一种国家垄断下的特许商人经营模式。 在“纲盐法”出现之前，明代长期实行的是“开中法”。我们已讲过“开中法”，其核心是“盐引”与“边境军需”挂钩：商人运送粮食等物资到边防要塞，换取盐引。这一制度在明初效果显著。但到了明朝中后期，“开中法”逐渐崩坏。原因在于：权贵、官僚利用特权“占窝”（垄断盐引），直接贩卖牟利，破坏了商人纳粮换引的流程；盐引发行泛滥，远超盐场生产能力，导致商人持引却数年甚至数十年支取不到盐，称为“守支”；盐场管理腐败，食盐被私贩，官盐质次价高。这些弊端导致国家盐课收入锐减，边防储备空虚，而民间私盐盛行。 正是在上述危机下， “纲盐法” 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由盐法道袁世振正式创立并推行。其 核心变革 在于将“开中法”的“临时性、任务性”招商，转变为“固定性、垄断性”的专商承包。“纲”即指将持有历年积压旧引（“积引”）的商人编入一个名册（“纲册”），登记为“纲商”。政府承认他们对盐引的垄断权，规定只有“纲册”上有名字的商人才能经营盐业，并可子孙世袭。同时，将盐引分成十“纲”，每年以一“纲”行积压的旧引，以九“纲”行新发行的盐引，计划十年消化完积压旧引。这实际上确立了一个拥有特许专营权的商人集团—— 纲商 。 进入清代，“纲盐法”被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制度化。清政府将全国主要盐区（如两淮、两浙、长芦等）的盐商正式编入“纲册”，形成固定的 商纲 组织。每个盐区有总商（或称纲首），负责协调本纲商人，并代表商人与官府交涉，同时承担催收盐课、分摊杂派的责任。至此，盐业运营形成了“官府—总商—散商”的严密体系。纲商通过预先缴纳巨额“窝本”（取得世袭经营权的本金）和每年的盐课，买断了特定区域（引岸）的食盐专卖权。这种制度对清政府而言， 优点 是确保了稳定、可预期的巨额盐税收入（盐课成为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财政收入），并将盐务管理部分“外包”给总商，降低了行政成本。 然而，“纲盐法”的 弊端 随着时间推移愈发严重。首先，它造就了一个与官府紧密结合的 特权盐商垄断集团 。他们通过垄断地位，任意加价，导致“官盐”价格昂贵，普通百姓无力购买。其次，围绕盐务形成了庞大的腐败体系。盐商除了缴纳正课外，还需承担皇帝的南巡接驾、军需捐献、河工捐输以及向各级官吏输送的“规费”（“官礼”、“程仪”等）。这些成本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再者，腐败的管理和昂贵的官盐，为 私盐 泛滥提供了巨大空间。价廉物美的私盐充斥市场，进一步挤压了官盐的销售，导致官盐滞销，盐课反而难以足额征收，形成恶性循环。 “纲盐法”的最终结局是 改革与废除 。其积弊在清代乾隆后期至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两淮等盐区盐课亏空严重，私盐占比甚至超过官盐。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陶澍的主持下，首先在淮北盐区推行“ 票盐法 ”改革。其核心是打破纲商的世袭垄断：商人无需拥有“窝本”，只需向官府缴纳盐税，即可领取盐票（“票”），凭票到盐场买盐，并允许在指定区域内自由销售。这引入了市场竞争，降低了盐价和行政成本，大幅增加了税收。“票盐法”成功后，在咸丰、同治年间逐渐推广。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后部分地方曾短暂恢复“纲法”，但世袭专商制度已走向末路。清末，随着近代财政体系的建立，“纲盐法”这一传统的盐政垄断模式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总结来说，“纲盐法”是明清盐政从“开中法”崩溃后，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确立的 世袭专商垄断制度 。它在短期内稳定了税收，却长期导致了特权垄断、官商腐败、盐价高企和私盐泛滥的严重社会与经济问题，其兴衰深刻反映了明清时期国家财政依赖、商业特权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复杂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