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习《尚书》与政教传承

1. 第一步：认识核心典籍《尚书》。
   《尚书》在先秦时期已是重要政典汇编，内容主要是上古至春秋时期的君王训诂、重大政事记录及誓词等，被视为政治智慧的源头和统治合法性的文献依据。秦虽重法家，朝廷仍藏有《尚书》。至汉代，《尚书》被尊为“五经”之一，地位极高，其语言古奥，内容多关涉天命、德政、君臣之道，是儒家构建其政治哲学的核心文本。

2. 第二步：理解秦至汉初《尚书》的传习危机与伏生之功。
   秦始皇“焚书”时，《尚书》是重点禁毁对象，因其内容多含古代帝王治国之道，与秦以吏为师、严刑峻法的政策相悖，致使官方传授几乎中断。秦博士伏生（伏胜）冒死将一部《尚书》藏于墙壁之中。西汉建立后，典籍残缺，文帝闻伏生能治《尚书》，欲征其入朝，然其年已九十余，遂派太常使掌故晁错前往其家乡济南受学。此时伏生所藏《尚书》已有数十篇散佚，仅凭记忆口授二十八篇（或云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后世称为《今文尚书》。此事件标志着《尚书》学在汉代的官方复兴。

3. 第三步：掌握汉代《尚书》学的两大系统：今文与古文。
   今文尚书：即伏生所传、用汉代隶书写定的版本。其学重在阐发“微言大义”，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尚书》博士即为欧阳生（伏生弟子）所传的“欧阳氏学”，后又有大夏侯（夏侯胜）、小夏侯（夏侯建）之学，均为今文学派，盛行于西汉，尤重洪范五行、灾异谴告之说，用以规范君主行为。
   古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于墙壁中发现用先秦古文字（蝌蚪文）书写的《尚书》，比今文本多出十六篇，由孔子后裔孔安国献上。此版本称为《古文尚书》。其学更重文字训诂、名物考据，但在西汉长期未被立为官学，于民间私下传授，形成了与今文经学不同的学术路径。西汉末刘歆力倡古文经，引发经今古文之争，《尚书》是其中焦点之一。

4. 第四步：探究《尚书》在秦汉政教实践中的核心作用。
   《尚书》不仅是学术研究对象，更是汉代政治决策、制度建构和教化民众的理论依据。其一，提供统治合法性：其中“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等观念，为汉家受命于天、取代暴秦提供了经典支持。其二，规范君主政治：君臣常引《尚书》中尧、舜、禹、皋陶等人的言行，作为劝谏皇帝施行德政、纳谏、敬天保民的权威依据。其三，用于决狱断事：董仲舒等儒生提倡“《春秋》决狱”，而《尚书》中“慎罚”、“中正”等理念也渗透到法律实践中。其四，作为教化纲领：无论是太学的经学教育，还是地方官推行教化，《尚书》中“民惟邦本”、“协和万邦”等思想都是重要内容，旨在培养符合儒家理想的官吏与顺民。

5. 第五步：了解《尚书》学的流变与影响。
   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势力渐涨，贾逵、马融、郑玄等大儒兼通今古文，尤重古文《尚书》并为之作注，尤其是郑玄的注解影响深远。虽然西汉所谓的“孔壁古文”原本在魏晋时失传，但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传统为后世《尚书》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汉代《尚书》的传习，将一部上古历史文献彻底经典化、政治化，使其成为贯穿帝国意识形态构建、官僚人才培养、社会伦理教化的核心纽带，深刻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性格。